随着新一学期的开学，一些在京沪等城市就读的非户籍中学生，为了未来的高考陆续离开所就读的学校，回户籍所在地就读。近日，湖北在教育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异地高考”的措施，这一破冰之举能否对异地高考在全国的推开有所促进。为此，本网记者专访了长期关注教育改革的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先生。

        记者：关于异地高考问题，已讨论多年。目前，随着人口更多的涌向城市，需要在异地高考的学生群体在数量上逐渐增加。为了高考，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被留守”群体，这个群体的日益增大，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熊丙奇：这个群体会带来以下问题：一是受教育者本身的成长问题，近年来的调查显示，留守学生中的问题少年比例远高于其他群体，他们由于缺少家庭教育，且抱有对社会的负面情绪，在不良因素的激发下，很容易自暴自弃；二是他们所在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在城市读到初中，为了中考、高考回到户籍所在地，这造成父母与孩子的隔离，引发各种家庭问题；三是每个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应该在任何地方接受教育、参加升学考试，而现实却在进行“反教育”，即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是没有保障的，这怎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呢？

        记者：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长表示，正在研究异地高考问题，但没有具体时间表，据你观察，悲观的预计会是多长时间？

        熊丙奇：解决异地高考，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国家层面能否拿出方案，如果只是交给地方出台方案，那么，异地高考问题很难解决，而很可能做一些不痛不痒的技术层面文章，比如异地借考等；二是能否推进整体的高考改革，如果能把解决异地高考与推进高考改革结合起来，是可以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的。这两方面，比时间表更重要。

       记者：日前湖北推出的高考改革征求意见方案中，提出了异地高考的措施，是否会对“异地高考”在全国的推行，尤其是在京沪等人口流入地推行，有所推动？

        熊丙奇：湖北推出的“异地高考”方案，对全国推行异地高考的推定作用不大，因为湖北本是人口流出多于人口流入，且高考竞争十分激烈的地区——高考升学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推出“异地高考方案”，进一步提醒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一方面，不能寄望在二三线城市、地区积累经验，这些地区的高考升学形式与发达地区、大城市大不同，而必须直面“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区。另一方面，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本质是调整高考利益格局——湖北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所涉利益并不突出——为此，必须在利益格局的重构上做文章。

        记者：在“异地高考”方面，上海允许10类非上海户籍考生可以在上海市参加全国高考，相较北京有所突破。这两个城市资源禀赋大致相同，所面临的问题相似，上海之所以能走在前面的原因是什么？据你了解，上海下一步还会有哪些措施？

         熊丙奇：上海的“异地高考”，只是把“户籍+学籍”高考报名制度，放宽为“户籍（或居住证）+学籍”的高考报名制度，从本质上说，还不是“异地高考”。真正的异地高考是将户籍、居住证与高考报名脱钩，实行基于学籍的高考报名、录取制度。上海推行这样的措施，主要与上海实行户籍改革有关，当然，从异地高考推进的步骤看，应先有“户籍+学籍”双证报考，放宽到“户籍（居住证）+学籍报考”，最后发展到学籍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