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的孩子很优秀，但只能带着满腔的怨愤，去国外接受教育。”随迁子女家长繁琳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违反了教育法关于受教育权平等的规定，应予修改或废止(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带着满腔的怨愤”出国的孩子，很可能选择不再回来。包括九年义务教育在内的多年国内教育，等于给他国“做了嫁衣”“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国界的”。

　　和别的随迁子女相比，繁琳的孩子幸运之处在于，在没有机会异地高考的现实下，父母还有能力让其“去国外接受教育”。对于那些不得不回户籍地参加高考的考生来说，由于各地考试范围、使用教材差别比较大，他们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机会大大减少。他们内心的“怨愤”，可想而知。

　　让随迁子女能够在异地参加高考，多年来，民间呼声持续不断。有关部门也做了一定工作，确定了异地高考的方向，但何时启动，尚无明确时间表。时评人童大焕 (微博)接受采访表示，他在1997年写时评说户籍制度改革，如今已过了14年，相关状况仍然没有任何改善。

　　“14年没有任何改善”，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努力不够，另一方也说明这方面的问题积重难返，任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关部门极其慎重。比如，像北京、上海等高考录取计划比较多的城市，被认为是高考“洼地”。一旦放开异地高考，涌向“洼地”的高考移民，便是这些地方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利益重新分配，是更为敏感的问题。笔者曾看过一个有关异地高考的电视访谈，一名北京中学生一段“歪理”，竟然赢得现场不少掌声:“这些家长已经享受了大城市的高工资，他们的子女凭什么还要在北京参加高考?”如果只是孩子这么想、部分家长这么想，问题还不至于太严重，但如果政策制定者也这么想，就会很麻烦。问题在于，一旦放开异地高考，政策制定者的子女也将面对更激烈竞争，他们并非没有这么想的思想基础。

　　然而，任何困难和问题，都不是裹足不前的借口。今年8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河北省张北县第三中学考察时指出:要逐步健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由输入地政府负责;抓紧研究制订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温总理的话让随迁子女看到希望，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落实。

　　考虑到改革中可能遇到的多方阻力，如果这项工作全凭各地自觉，即使“14年没有任何改善”不会重现，步伐也不会太快。鉴于此，对于异地高考改革，有关部门出台全国统一的时间表，甚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