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愿意与慈善为敌，只是，在一个保障匮乏的推广体系里，公众找不到托付信任的任何理由。红会校园推广计划，遭遇的就是这种尴尬。

　　红十字总会召开青少年工作会议，未来5年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推广建立红会组织。此前曾有报道称有中小学生被强制要求入会并交纳会费。 (11月2日《北京晨报》)

　　在信任稀薄的时代，红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可避免地与公众那尚未消去的猜忌发生碰撞，一场规模宏大的红会推广计划，立即被习惯性地嗤之以鼻。

　　这里面，固然有情绪化的先入为主，但基于事实的理性推测，同样给了我们保持小心谨慎的理由。“强制入会”曝光至今，魅影渐次褪去，但它为公众打开了窥探校园红会的一扇天窗。

　　虽说，其间种种乱象，依旧为红会的官方话语体系所极力否认，但强制之痕，却难以被单方面的话语自证所抹去；而在学校、红会、教育部门三者之间，基于会费而建立起来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亦让本该清晰明了的公益账本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当纯粹的校园公益沾染了某种社会化的气息，无疑为公众给这场宏大的校园推广计划贴上可疑标签作了铺垫。

　　没有人愿意彻底否定推广本身，校园推广计划自有其裨益之处。但，关键在于，在进行推广之前，公众希望看到一套完善、成熟的规则体系树立起来，为校园红会的良性发展提供制度呵护，而不是在早已式微的规则之上急不可待地将摊子铺得最大。否则的话，谁又能够保证，一场宏大公益工程不至于衍生出更大面积纠缠不清的糊涂账？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在一种往往由教师或学校主持的居高临下的推广、收费模式里，很难说，自愿这一慈善根基能彻底回归本意。此外，会费收支及善款流向能否公开透明，也都是未曾厘清的命题。基于此，即便有着“初衷论”打底，公众也难以安然释怀。

　　没有谁愿意与慈善为敌，只是，在一个保障匮乏的推广体系里，公众找不到托付信任的任何理由。当信任搁浅时，你就应该完成自身重塑——这便是公众最为朴素的逻辑。不难想像，在一个洁净的慈善环境里，又何必忧心于那些学生的爱心得不到成长与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