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道德密不可分，欲求文化强国，须寻教育破局。

　　如何培养新下一代？对应试教育的口诛笔伐已持续多年，素质教育却仍“犹抱琵琶半遮面”；如何实现教育公平？寒门学子“鲤鱼跃龙门”渐现成为传说之虞，教育资源却仍无法自已地被城市化的洪流裹胁着涌入城市。

　　关注高等教育，既出于对后代能否立足社会的担忧，更饱含着对国家命运的牵挂。正因如此，作为理想中顶尖人才的摇篮，高等学府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着国民的神经。

　　本期嘉宾：

　　冯玮

　　复旦大学湖北招生组组长、历史系教授

　　刘明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

　　进入10月，新一轮的高校自主招生开始吸引社会舆论关注，面向欠发达地区中学推出特殊政策似乎成为一个新的兴奋点。10月11日，北京大学2012年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规定出台；10月18日，清华大学2012年自主招生推出“新百年计划”；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表示，将在2012年实行“校长直通车计划”及“圆梦计划”。

　　继“校长实名推荐”将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的一片质疑后，“圆梦计划”要求农村学生“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规定一石激起千层浪，被认为是一种生源歧视。

　　“教育公平”外衣下，仍是“掐尖”？

　　新获得北大校长实名推荐资质的有属于湖北老少边穷地区的巴东县一中。实际上巴东一中是很好的学校，能进入校长推荐序列的还是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这些优惠政策并没有抓住教育不公的根源

　　选拔成绩优异的学生本无可厚非。重要的是，北大“校长推荐制”政策的实质是探索打破分数至上的怪圈。将德育素质纳入选拔评定，“不孝顺者不得被推荐”，这样的政策很难说是为了“掐尖”

　　南方日报：据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显示，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几所高校不约而同地宣布，明年自主招生将加大向农村户籍学生的倾斜，这是否体现了国家教育政策里屡次强调的公平原则？

　　冯玮：教育公平归根到底是要解决资源分配和权利公平的问题，单单靠倾斜不太多的名额是救济不了那么多寒门学子的，而且在现实操作中漏洞很大，并不意味着真正给了农村学生更多的平等机会。举个例子，北大校长实名推荐的事情，新获得推荐资质的就有属于湖北老少边穷地区的巴东县一中。实际上巴东一中是很好的学校，尤其是文科，今年就有两个学生的高考成绩进入全省文科前十名。如此看来，在这个学校能进入校长推荐序列的也肯定是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而在偏远省份、贫困地区学生心中"北清神话"基本是颠扑不破的，借助这些方式也能提前“掐尖”了。这些优惠政策的附加条款并没有抓住教育不公的根源。

　　刘明望：北大没有专门针对贫困地区或农村户籍生源的自主招生方案，但北大今年公布的“校长实名推荐制”资质的中学名单中，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的倾斜力度。

　　选拔成绩优异的学生本无可厚非，即使是国外的名校也是很看重成绩的。重要的是，北大的政策实质上是在探索打破分数至上的怪圈，将德育素质纳入选拔评定，发掘综合素质优异的学生。比如“校长实名推荐制”将“不孝顺者不得被推荐”作为衡量标准，这正是北大的价值观所在。被推荐者如果通过面试，在高考录取时将享受降至当地一本线录取的优惠。即使没有通过面试，在进一步考核观察后，还享受北大在当地一批次录取线下调30分的优惠。这样的政策很难说是为了“掐尖”。

　　“三代无大学生”能遴选出寒门贵子？

　　人大这次的“圆梦计划”虽然算得上一项对贫困地区学生实施倾斜的实质性措施，但也是务虚大于务实的，很难说不是“非高分者勿入”

　　人大的“圆梦计划”无论如何都是对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负起了更大的责任。重要的是在有限的资源和名额下，给予学生们更多的机会

　　南方日报：自中国人民大学推出“圆梦计划”以来，其中“三代无大学生”才可进入推荐序列的条款却引发舆论热议。人大招办的回应是，学校给了最贫困的学生更多机会，此条款不存在生源歧视。对此两位怎么看？

　　冯玮：人大这次的“圆梦计划”虽然算得上一项对贫困地区学生实施倾斜的实质性措施，但也是务虚大于务实的，很难说不是“非高分者勿入”。即使是家中“三代无大学生”的贫苦学生仍要成绩很好才能上人大。

　　而且目前各省的教学大纲重点不一样，在自主招生考试中，农村学生的优势可能仍会低于城市学生。所谓政策优惠往往也会给某些有“特殊背景”的人钻空子的机会，这些招生方案能否真正起到推进招生公平的作用，还需要商榷。

　　刘明望：据我所知，在“圆梦计划”里，人大会组织专家组对被推荐考生的平时成绩、竞赛获奖、社会工作、个人陈述等进行综合评价后，最终确定其面试资格并上网公示。面试将在北京进行，考生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人大还将为其赞助参加面试的必要费用，这是非常人性化的。

　　和北大一样，人大的“圆梦计划”无论如何都是对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负起了更大的责任。大学与大学之间招生政策和特色虽然不同，重要的是在有限的资源和名额下，给予学生们更多的机会。

　　探索自招优惠政策，高校动力何在？

　　名校当然希望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在每年招生竞争那么惨烈的情况下。推出偏向老少边穷地区学生的政策，能很好地彰显学校价值观，是一个赢得社会认可的噱头

　　高校尝试出台任何一项优惠政策，目的都在于取得最大公平值，而不是制造新的不公平。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操作层面，但这是道德范畴问题，不能完全希望从政策或者制度层面解决

　　南方日报：既然社会上指责的声音这么大，高校为什么仍要致力于推出各种自招优惠政策的努力？

　　冯玮：可以说人大推出的“校长直通车计划”和“圆梦计划”选择在一个合适的时机。重点大学或者说名校当然希望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在每年招生竞争那么惨烈的情况下。

　　目前中国的重点大学“去农村化”现象太严重了，可以说就连校名中有"农业"两个字的大学里，农村来的学生都难以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现在推出偏向老少边穷地区学生的政策，能很好地彰显学校价值观，算是一个赢得社会认可的噱头吧。

　　刘明望：城乡差别、区域差别、重点和非重点大学的差别长期存在，这就引发了一系列对于公平的探讨。现在学校尝试出台任何一项优惠政策都希望取得最大公平值，而不是要制造新的不公平。

　　目前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操作层面上，担心权力的寻租。但这是道德范畴的问题，而不能完全希望从政策或者制度层面解决。北大也一直在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不断完善监督管理办法。我相信只要是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大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所有的政策都不可能完美和完全公平，但应该逐步完善推进，而不是一味苛责。（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舆情综述：改善农村地区教育 不能光靠精英自救

　　大学自主招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行教育制度缺陷，公众长期对其寄予厚望。随着近来“寒门难出贵子”相关话题甚嚣尘上，农村生源学生的晋升之路再次引发舆论关注。无论是各高校对自主招生的亦步亦趋，还是南科大教育改革的先行先试，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中国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配置等问题，仍然是教育领域舆论的焦点，教育改革任重道远。

　　三成网友认为寒门贵子难“圆梦”

　　中国人民大学发起“圆梦计划”，此举措意在扶持农村学生，它给自主招生带来了新气象。然而，这种呼声并非空谷足音，早先“寒门难出贵子”的相关报道经常见诸媒体，现今高校，尤其是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其农村学生招生数量越来越少，此现象引发舆论对农村教育状况的担忧。今年的教育话题中，“寒门难出贵子”和南科大的教育改革是两大舆论焦点，从数据上看，前者的相关话题微博数多达40多万条，后者所出现的变故更是一度引发各界关注，其改革进退维谷，既见证了中国教育之艰辛，也从侧面反映了教育改革存在的利益纠葛。

　　作为一种补救政策，“圆梦计划”可能将在局部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从舆论的争议可以看出，它产生的新的不公平也极其明显，不仅“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要求看似滑稽，而且计划不具备普适性。在《重庆时报》的题为《“圆梦计划”换不来穷孩子的春天》的评论文章中，作者认为类似的计划改变不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状，“如果人民大学的"圆梦计划"，被理解为教育平权的举措，那么很容易给民众错觉。”在微博上发起的调查中，三成的网友认为，该计划不能保证选出的就是真正的寒门学子，只有17%的网友认为，该举措值得赞赏。

　　自主招生争议不断

　　自主招生一直被视为高考之外的辅助性招生措施。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提到自主招生的意义时，认为自主招生“应该变成我们高考的一个重要的新的补充，一种发现创新拔尖人才的渠道，一个能够找到真正的偏才、怪才的路径，让这些被通常的考试所淘汰的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然而，从“校长推荐制”到“自主招生联盟”，教育招生领域凡是涉及“自主”，一经出台往往就备受质疑。

　　它们被赋予提升教育公平的重任，然而从出台到辅助实施，就饱受舆论批评，比如“自主招生话题”，其相关微博数多达20多万条，其中认证用户的微博数接近1万条，可见影响之广。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高校参与自主招生，以致政策演变成生源争夺战，有关该政策的质疑声取代了早先它对提升教育公平的想象。自主招生的逐渐普及，一定程度上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结果，在现今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情况下，以小的不公平缓解大的不公平带来的伤害。正如《重庆时报》的评论文章所评价的那样，它不是一场教育的平权运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当下教育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渐成共识

　　除却制度设置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教育资源的配置一直备受质疑。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现象极为普遍，发达地区学校畸形发育与农村贫困地区学校的“贫血”现象长期共存，并由此导致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慈善现象：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选择将农村地区的中小学作为捐助对象，而在农村地区的支教者则长期作为一种道德榜样被宣扬，从贵州的徐本禹到在广西支教的德国籍青年卢安克，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向来被一种悲情所笼罩。

　　类似这种由知识精英发起的农村教育自救运动，所动员的是社会力量，部分感人事迹通过国家级媒体上升为政治典礼，尽管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反响，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地区的教育现状。相反，舆论在接受这样的感人事迹的同时，往往夹杂着对政府缺位的批评，随着类似悲情的反复上演，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就成为公众对教育现状的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