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共同走过。现在的高考是在6月7、8两日举行，对不少曾参加高考的长沙人来说，他们的高考，是在长沙7月的苦暑炎热中。那时的高考，老师学生家长，甚至全社会最担心的就是中暑 

　　A　　监考老师为考生打扇，流露的是内心对国家重新重视教育的欢喜

　　“不只是天气太炎热，中暑猛于虎，也不仅仅因为老师发自内心地关爱学生，更因为当年已经打倒‘四人帮’，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社会由无序转向有序，这一举措深得民心，整个社会呈现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气象。高考恢复后，在长沙最热的7月考场中，其实有不少监考老师，发自内心地为素不相识的考生打扇。”

　　长沙市第十五中学退休教师宋炳生，今天说起高考颇有感慨。

　　宋炳生今年已经75岁。1977年冬，1978年夏，她都是高考监考老师。1979年、1980年，她又参加了长沙市和湖南省高考阅卷工作，她记得那时高考试卷统分计数工具，使用的还是算盘。

　　对于30多年前的高考，宋炳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热”。1978年7月高考，十五中是当年的考场之一。她清楚地记得当年摆放考生课桌椅时，最后要细心检查课桌是否有洞。有洞的课桌，一定要垫上玻璃。

　　当年十五中教学楼是一幢红色砖楼，光线不好，又不透风，每间教室设监考老师3位。有时看到考生前胸后背的衣服湿成一片，监考老师自然会经意不经意地路过，替考生轻轻打扇，心中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考好。

　　当年十五中有位彭友兰老师上了1978年7月26日的《长沙日报》，那一年十五中考场28考室彭发兰老师，看到一个考生有中暑现象，立即将他的桌子移至门边，为他扇风，使这个考生坚持考完高考。

　　B   泼水降温、搭凉棚，防暑降温的土办法用在高考考场上

　　原长沙市教委主任杨道正先生回忆说，当年在炎热的高考季，高考考场内当然没有电扇、空调，学生必须凭自己的体力和意志抗炎热干扰完成高考，各考点的老师们也在想尽办法防暑降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杨道正是闻名长沙的数学老师，也是高三班主任。那时送考的不是家长，而是高三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那些年，长沙市十四中的学生，都到一中考场参加高考，杨道正先生成为“考场外的守望者”。

　　他印象中记得，一中考场在高考中的降温办法是将防空洞的水抽出来，喷洒在校园和考室内外，以求降温。

　　1978年7月，长沙县果园中学考场六间考室当西晒，工作人员就用36床席子在18个窗口搭起凉棚。

　　C　　当年高考的“全民总动员”，1万人为5万考生服务

　　高考是中国“第一大考”，全社会从过去到现在都在关心高考。

　　空军十九厂的家属苏静记得，至少在1978年、1979年这两年，空军十九厂都派了专车，送冰棒到高考考场，慰劳高考考生。

　　而当时东区的工农兵商店、大丰南食店、沁芳水果店等商店曾送过汽水、西瓜、面包等到考场。

　　在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高考中，长沙市城乡共设158个考场，1600多个考室，全市抽调8000名监考人员，加上各级招生工作人员和医院、商店、公安、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的同志，共约1万人，为5万多名考生服务。

　　1978年7月高考季，正值长沙周边乡村进入双抢大忙之中。望城县委和长沙县委号召“在不误农时抓好双抢大忙中，一定要合理安排人力物力组织好统考。”

　　D 　　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神童”谢彦波

　　结束文革，恢复高考之初，曾经有过一个用“神童”故事为考生父母励志的年代。

　　1978年，一个抓住全中国父母眼球的“神童”的故事，在我们的城市发生：长沙市北区湖南医学院子弟学校五年级小学生谢彦波，跳过整个中学阶段，直接成为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第一期少年班学生。据说，11岁的谢彦波走进中科大校园时，还在滚动一只铁环玩。此后，谢彦波在15岁时再跳一级读硕士，18岁读博士，当时谢彦波曾被一些人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不过此后谢彦波的人生道路却走得有些曲折。

　　当年，家有孩童，且望子成龙的父母，多数都被谢彦波、宁铂等“神童”的故事点燃，一些父母把自己不能实现的梦想，压在孩子的身上。上世纪80年代初，中小学校学生“跳级”的事情，在大多数学校都曾发生。

　　1981年8月，长沙市八中初三年级14岁的张小林参加全国高考，以总分460分的高分，被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录取。张小林就是被谢彦波的事迹所影响，自学数理化，成为跨越高中学习阶段的另一位长沙“神童”。

　　11岁的谢彦波，跳过整个中学阶段直接升入大学，也许天赋的成分居多。随着全社会对高考和成才关系的“理性”判断，大多数父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并非神童，他们更愿意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加健康地成长，“做不好父母，却逼子成龙”的做法，在后来显然已经被大多数家长所抛弃。

　　E　　不上大学也成才，高考季催生一个时代的学习热潮

　　1977年10月12日，中国决定全国恢复高考制度。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各地高考分别进行，历时近一个月。湖南高考在12月17、18两日在全省广大城乡同时举行。此后，全国每年高考都安排在夏季举行。

　　1977年的高考考试，震动全国，极大地调动了全体上进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全中国形成了一股不可遏挡的学习热潮。

　　考取大学的“新三届”(1977级、1978级、1979级大学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狂热学习，想把失去的年华追回来。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校方一度在课外时间关闭教学楼和图书馆，其目的就是要让大学们注意休息，保重身体。

　　在长沙，不少有志青年更加关注高考落榜生自学成材的故事，以求励志。此时，一些青年在参加工作后，通过自学的方式，考取大学的新闻屡见报端。长沙五金工具总厂就有一位搬运工，仅有初中文化，通过自学，于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数年后又通过研究生考试。宁乡县老粮仓粮站工人朱大年1979年高考落榜后，业余时间，通过自学，终于在1983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在长沙城内，夜大、电大等成人大学也挤满了发奋学习的青年。   

　　湖南知青网编著的《我们的故事》一书有一位“向北挺进”的网友，讲述他在恢复高考后曾参加高考，但因“底子太差”无缘录取，于是在火车站旁边当一个小营养员的他，申请上全夜班，工作之余，蹬着自行车到湖南大学蹭日语课。后来一直跟着著名日语教授周炎辉的湖大研究生班日语课学习，直到1980年12月调到外贸，改变自身命运后，才停止这段蹭课的学习经历。

　　那些年的本报怎样心理疏导落榜者

　　高考结束后，总有一部分考生不能如愿进一步深造。

　　从1978年第一次全国命题高考后，《长沙日报》(后更名《长沙晚报》)会出现对“考得不好”的考生进行心理疏导的文字。

　　从1978年至1988年“心理疏导”文字中，我们能看到时代前行的印迹。

　　呼吁

　　学习学习再学习，把火红青春献给四个现代化

　　1978年8月18日：对于没考好的考生，要做好考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些人“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毒害，认为考取大学为荣，有前途；考不取，无脸见人。家长埋怨子女不争气，打骂，必须加以制止。

　　考生也要明白，高考是“接受祖国的挑选，我还很不够，我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市十七中高三学生白滔说：“考得不好，但我不灰心，决心走业余自学的道路，继续努力，争取明年再考。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扎扎实实把各科知识补上去。”

　　长沙县九中召开家长座谈会：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又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教育战线的师资、校舍都存在不少困难，考生多、录取少是正常现象。家长不能施加诸如“考不上大学真丢人”、“考不取大学下农村”之类的压力话。 如果不能进入正规大学读书，业余进修同样可以学好文化知识，同样可以为四化作贡献。

　　建议

　　家长应尽之责，就是让没有被录取的孩子振作起来

　　1982年7月29日、31日：莫道落第是烦恼，榜下大有栋梁材。今年我省85%的考生要落选，我们的家长都是爱自己的子女的，无不盼望子女成材，对他们从严要求，希望他们能上大学，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对于落榜考生，家长应尽之责，就是让没有被录取的孩子振作起来，立志自学。

　　古往今来，自学成材者不乏其人。湖南新华印刷厂工人杨小凯处逆境发奋自学，在经济控制论研究方面学有专长，被正式聘请为武汉大学教师。大学门外的青年，同样能踏上宽广的成材之路。

　　1983年7月22日：榜上无名，脚下有路。家长应尽教导之责，需要知道落选考生思想顾虑多，压力大，一怕家长责怪，二怕舆论嘲笑，三怕在家待业。

　　1985年7月12日：长沙县委书记曾昭宣看望高考学生，消除考生顾虑，关心考生生活。曾昭宣说：高考是祖国对你们的挑选，选上就服从分配，落选了，我们欢迎，长沙县这么大，要的是文化人，大有发挥的地方。

　　教训

　　子女上大学并非惟一出路，该怎样逼子成“龙”

　　1986年7月8日：某中学一名学生因高考预考没考好，深感愧对父母竟跳河寻了短见。这出悲剧据说是因父母逼子成“龙“造成的。其实，子女上大学并不是惟一的出路。家长能从实际出发，引导子女学会一技之长，为社会做出贡献，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龙”。

　　结论

　　暂时落榜，岂能挡住你奋发进取的脚步

　　1986年8月10日：歌曲《我多想唱》，表达了广大考生高考后被压抑的心情，生活应该有五彩阳光，年轻人就该放声歌唱。高考没考好，一样可以有阳光的生活。

　　1988年7月9日：一旦失利，你将是消沉、气馁，还是鼓起勇气，去迎接人生道路上的新胜利？暂时的落榜，岂能成为你的包袱，岂能挡住你奋发进取的脚步！

　　实习生 王芳 欧阳雯雯 整理

　　原市教委主任呼吁给高考降降温

　　[人物档案] 杨道正先生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参加过高考；此后二十年在高中担任数学老师、班主任，送走数届高中毕业生；1984年至1998年担任长沙市教委副主任和主任，负责长沙市高考的组织工作；退休后至今一直关注高考。

　　“高考太焦虑了，负担太重了，应该给高考减减压，降降温。”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担任长沙市教委主任的杨道正先生呼吁。

　　杨道正先生认为高考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公正，更科学，操作性强的选拔人才的好制度，但现在高考的升学率虽然很高，但压力比过去更大，人们更焦虑。同时，高考制度还可以进一步完善。第二，应该让高考降降温，减减压，让考生们能够更加健康的成长。

　　在过去，高考升学率低，100个人只有几个人能够升入大学，现在八成以上的考生能够进一步深造。

　　高考没有失败者。过去，高考考生并没有专门的心理疏导师，但长沙教育工作者，对高考考得不好的考生及其家长常以“榜上无名，脚下有路”等话语来进行开导。　　一个人只要德、智、体方面健康成长，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