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对于重点高中来说，衡量升学率的标准，不再只有上一本线的人数和被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录取的人数。

近年来，中美项目、中英项目、国际文凭项目等“出国班”的开设，在一、二线城市的重点高中和外国语学校蔚然成风。尽管开办国际班的初衷，是为了不让高考学生和出国学生“撞车”，同时向出国的学生提供相匹配的教育经历。然而，随着这股“国际风”的愈刮愈烈，它不可避免地冲击着现行高中教育。

高中出国班也“掐尖”

北京的国际班大规模兴起始于3年前。2009~2010年，北京市教委批准了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十一学校的国际班项目，开始针对目标不同的学生进行分班教学。到2011年，北京市已有十几所高中开设国际班，并纳入中考招生计划。这些国际班学费不菲，每年要6万~10万元。

尽管如此，不少学生和家长还是趋之若鹜，理由相当简单： 就读国际班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来京学生，或者父母是“北漂”、自己从小在北京长大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由于非北京户籍的学生不能在京参加高考，因此，读名校国际班，享受北京的教育资源，再到国外大学读书，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

7月，河南学生梁英与妈妈一起来到北京，参加了人大附中国际班的笔试和面试，并如愿以偿地签约。在此之前，她还参加了另外两所高中的国际班考试，并遭遇“逼签”，最终她决定放弃那两所学校。她与家人了解到，今年毕业的人大附中国际班学生中，60%能进入美国前50名的大学，100%能进入排名前100名的大学。

实际上，随着开设国际班的学校越来越多，各校也开始了生源竞争。他们都会单独组织笔试和面试，有的学校在中考成绩出来之前，就要求与学生提前签约，“预订”优质生源。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想报考国际班的学生必须参加5月组织的英语加试，包括笔试和面试。每到各家高中国际部班扎推“自主招生”时，俨然又是一场“中考”。

在有些地方的评价体系中，海外名校录取权重大于国内名校

高考结束后，在各个学校的高考“喜报”和“光荣榜”中，海外知名高校的录取情况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份额。

上海向来是赴美留学气氛最为浓厚的区域，早在今年4月，华东师大二附中就将一则标题为《我校2012届近三分之二同学提前锁定国内外一流名校》的消息挂在了学校主页上。在该校的400名2012届毕业生中，真正参加高考的仅有130余人。6月，同为上海传统“四大名校”之一的复旦附中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已有103人，最终参加高考的只有135人。据上海媒体报道，上外附中今年的“裸考生”更少，总共只有10余人，占人数的4.56%，有80多名学生拿到了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知名外国语学校也是出国留学的“重镇”。据各学校公布的数据，2012年，重庆外国语学校普通班本部75人、分校21人被国外大学录取，国际班有96%的学生进入全球前200强大学，56%的学生进入美国前58强大学；厦门外国语学校有81名学生直接考取国外大学，其中超过一半学生考取美国前30名或世界百强大学；郑州外国语学校有49名学生被美国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外名牌大学录取。

这份“成绩”也被一些教育部门认可，在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权重甚至超过国内名校。4月10日，广州市教育局下发的《2012届广州市普通高中毕业班工作评价试行标准》中规定，高三学生考取指定的300所境外知名高校，学校在评估时可获1.2分的加分，而高考中每产生1名尖子生（高考分约在650分以上）只加0.1分。

了解知识的体系，而不是统一的标准答案

与普通班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向不同，国际班往往更重视英语教学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授课方式灵活。学生不参加高考，只需通过会考，就可以拿到学校的毕业证书。

李文就读于北京八中的国际班。高一时，她们的课程与普通班一样，高二分班后开始学习AP课程。在国际班，她“享受”着与“高考班”同学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每天只上两个小时的基础课，体育课则是必修课；拥有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比如去养老院、孤儿院、植树；还有烹饪课，请厨师来教他们做饭。为了与美国高校接轨，学校还会为学生“补习”通识教育的内容，包括世界人文、历史、艺术等，还会在寒暑假组织游学活动，费用当然也不菲。

“在国际班，我学习了解知识的体系，而不是统一的标准答案。”在刚毕业于十一学校国际部的宗一鸣眼中，国际班的上课方式和中国的课程体系不大一样。国际班没有主课、副课之分，学生可以自由地选修课程，上课的人数往往在15个人以下，有很好的讨论氛围。

宗一鸣还是学校“大使社团”的成员。美国大学校长团进校园时，他参与了全程的接待和介绍。像这样的学生社团，整个学校有100多个，国际部就有48个，橄榄球、网球、棒球等俱乐部也被外教引入学校。

孔德泽是宗一鸣的同学，10月，从小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她将去剑桥大学读生物自然科学。“国内传统的教学方法总是在做题，在算，学的很文科。国际班的理科教育更注重理解，提倡自主学习，每堂课之前都会发资料，要先预习，提出问题。”

变化的不仅仅是学生，还有老师。十一学校国际部副主任唐学文曾是本部高三的英语教师，刚开始在国际部讲课时，他感到压力不小。不再有固定的教案和标准答案，如何在课堂上活跃气氛、把学生吸引住，如何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进行培养，如何让学生带着高兴的心情去学习？他不断与外教交流，调整教学模式，更新教学方法。

“要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学生，老师却没有国际视野，是万万不能的。”学校还让教师在海外参加学科培训，或者把国外的老师请过来与中国教师切磋，组织论坛，进行中外课程比较，提高教师对国际事务的认知和关注度。

从2005年开始主管国际部的十一学校副校长、英语特级教师吴凤琴说：“做国际教育以后老师和学生的变化，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最明显的是，她自己在讲话时习惯了脱稿即兴发挥，还养成了早上起来读书的习惯。

国内高中不缺生源，难有改革动力

在吴凤琴看来，国际部的培养目标已不单纯是把学生送到国外去，它所倡导的教育方式开始与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结合在一起，甚至影响到了本部的教学，国际部的许多教师也面向本部学生开放了选修课程。

上濒教育执行董事何雨鸿经常与一些中学教师和负责人沟通。她发现，在“国际化”的影响下，部分老师已经开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改变教学方法，让孩子得到更全面的发展。“有些老师认识到了教育会给孩子带来的一生的影响。有的学校自身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在想办法改变，但仅限于一部分学校和教师，不是全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承认，随着新的育人理念和师资的引进，国际班的教育方法肯定会逐渐进步，课程设置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上也会有所作为。

但他认为，从现实效果看，“国际化”对我国基础教育的促进效果还没有显著地体现出来，原因在于高中，特别是公办高中还没有感受到实质的压力，优质的高中仍然不缺生源，即便生源减少，也不会有倒闭的危险。

“只有高考制度改革了，目前的教学体系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熊丙奇认为，目前的高考体系还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依然是“唯分数论”，因此，尽管高中教育受了“刺痛”，但国内高中依然没有足够的改革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