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新学期马上开始了，12岁的王浩(化名)正在准备去新学校，北京的一所市级示范中学。

　　他并没有跟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经历过奥数班的摧残，也没有跟着家长四处去众多“牛校”学校参加五花八门的入学考试。他的“小升初”，出奇的平静。

　　王浩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运气，全仰仗他的爸爸单位的一项名叫共建的政策。所谓共建，就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的关系，共建单位的子女不用通过考试，可直接入读这些学校。

　　在北京，近二十年来，共建有愈演愈烈之势。每年，通过这个隐秘的渠道，都有人数众多的孩子走进众人仰慕的“牛校”。

　　大共建、小共建

　　在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共建学校提供学位，共建单位提供便利，显然所谓的“共建生”，不过是互利互惠、利益交换的一种方式而已。

　　为了能让儿子王浩上一所好初中，王振安(化名)两年前就开始行动了。

　　今年40出头的王振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中字头的事业单位，一干就是十来年，现在是业务处室的处长。他所在的单位在西城区月坛附近，长安街的西边，那里也是中央各大部委聚集之地。

　　两年前，他听说单位有共建学校，就跟工会负责人打听这事。工会的负责人告诉他，单位跟周围4所学校有共建，其中两所是区重点，另两所是市级示范校，每所学校的共建名额不同。建议他提前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以及孩子的报考志愿，早作准备。

　　“西城区的教育质量你也知道，京城几家牛校都在这，我们也算是沾了单位的光。”王振安笑着说。

　　去年开始，他就正式为王浩的“小升初”做准备了。先是通过不同渠道搜集到这4所学校的信息，再请教了此前几年通过共建把孩子送进这几所学校读书的单位同事，折腾一圈下来，他发现共建“也不简单”。

　　他的一位女同事就曾被共建学校拒之门外。这位女同事在填报了共建志愿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接到填报的共建校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她周日带着孩子到自己单位的会议室，说是要开一个关于学校情况的介绍会。

　　周日，她来到会场时才发现，介绍会竟然变成了一场考试。共建学校派来了专门的老师，发放专门印制的试卷，突击测试孩子的学习情况。

　　“当时没准备，题目也比较难，孩子感觉考得不太理想。”这位女同事说。最终这场考试的成绩也没有公布，不过她等来了本单位工会的电话，对方告诉她，孩子落选了。

　　“当时我快急疯了，都6月底了，孩子下学期在哪上初中还没有着落呢。”这位女同事说。后来还是通过找其他关系，她的孩子才读了另一所区重点中学。

　　为了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王振安辗转找到了其中一所共建学校(也是他心仪的目标学校)的副校长，想侧面打听一下今年会不会有这样的突击考试。

　　“毕竟是很多年的共建单位了，人家副校长倒是很客气接待，可也没有说到底考不考，只是问了一下我在单位的情况，目前担任的职务什么的，还做了个登记。”王振安说。

　　今年2月份的时候，单位的工会负责人正式给王振安发了一张表，让他填报孩子报考志愿学校的情况。因为是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也是后备干部，王振安得到了一个优惠，可以同时填报两所学校。“单位其实有规定每个人只能报1个名额，给我2个算是组织照顾吧。”王振安不无得意地说。

　　报了名之后，王振安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好几次他都想给工会负责人打电话问问进展，但最后都强忍下来了，因为他也知道“这事急不来”。还好，到了6月底，他接到工会的通知，他的首选学校——那所市级示范校要了王浩，让交3万块的共建费。

　　“直到给工会交钱的那一刻，心里的这块石头才总算是放下来了。”王振安感叹道。

　　工会的负责人跟他讲，之所以会比较顺利，其实跟单位此前有两年没招新毕业的大学生有关系。在他之前，结婚生子上学的高峰已经过去了，今年像王浩这样的面临上小学或者“小升初”的单位子弟并不是太多，名额就显得宽松些。

　　无疑，王浩是幸运的。他即将就读的那所市级示范校，今年报名的孩子近7000人，最后实际录取不到400人，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容并不为过。

　　隐秘的“共建生”

　　“他的单位还是大共建，真正权力部门的子女是不需要考试什么的，保证100%的名额，这个叫小共建。”清华(微博)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表示，他一直关注北京的“小升初”，对于其中的游戏规则很熟悉。

　　据他介绍，所谓的“小共建”，是指强势的政府部门，如中办、国办、国务院所属部委、解放军四总部，以及央企里的垄断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要不就是“来头大”、要不就是“钱包鼓”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共建学校，对其子弟都是一比一的录取，每年有多少孩子都可以进去，没有什么名额限制。

　　而无论是大共建、小共建，这些参与共建的学校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小学。据熟悉内情的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共建单位较多的小学有北京实验二小、中关村三小、育民小学、府学小学，初中则有人大(微博)附、四中、二中、八中、师大二附中、实验中学等。

　　自然，上述知名中小学也从共建单位处获得了不少的回报，比如可以利用收取的共建费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借助共建单位的资源搞一些活动。

　　以海淀区一所全国知名中学为例，该校每年暑假都要举办一次学校骨干教师的培训，同时也针对全国其他地区的校长提供培训，参与培训人数多达五六百人。该培训所选择的地点，就是由学校一个共建单位免费提供。这家共建单位旗下有一家会议中心，位于北京顺义，向来以风景优美、服务周到、收费昂贵著称。

　　“共建单位可以给学校提供很多便利，有些事情不是你有钱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有共建单位这层关系，就很容易搞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因为，在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共建学校提供学位，共建单位提供便利，显然所谓的“共建生”，不过是互利互惠、利益交换的一种方式而已。

　　流动的“盛宴”

　　“我当教委主任时，共建的情况也有，但没有今天这么疯狂，我感觉这几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李建东(化名)说。

　　“我当教委主任时，共建的情况也有，但没有今天这么疯狂，我感觉这几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李建东(化名)说，他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任北京市某区教委副主任，亲历了共建从个别现象发展到制度化行为的整个过程。

　　据他介绍，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现一些条子生，就是身居要职的领导人给重点学校负责人批条子，要求特殊照顾某些学生。

　　“当时真正能够写条子的还是要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一般都是给自己的孙子孙女批的条子，不会太多。”李建东回忆。当时，这些条子由于主要用来解决领导干部的第三代子女，条子生的班级还被称作是“孙子班”。

　　后来，领导干部的条子变成了为自己的秘书的孩子批，“孙子班”就变成了“秘书班”。再往后，随着政府部门与学校之间共建关系的建立，“秘书班”又扩大成为“公务员(微博)班”，凡是公务员的孩子，特别是年轻的中层干部的子女去读。

　　“共建生制度化，是从90年代之后开始的，具体到‘共建’这个说法，应该是近十来年才出现的。”李建东称。

　　现在，共建有渐趋泛滥之势。据熟悉内情的人士介绍，很多重点中小学的共建单位由原来的部委机关、央企发展到各行各业，比如外企、地产、中小企业，甚至是学校所在地的工商税务、派出所、消防局等，都开始跟学校建立共建关系。

　　那么，每年通过“共建”渠道进入重点中小学的孩子到底有多少？

　　“北京没有统计公布过，我估计市教委也不清楚，但从我跟各个学校的接触来看，大概每年会给到总的招生名额的10%左右。”闻风表示。

　　而在一份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报告中则披露：“以北京八中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今年北京八中共建单位参加测试的共有400多人，需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依照现行的北京市“小升初”的政策，主要的升学途径有三种：一种是计算机派位，一种是推优(就是各种竞赛的获奖者)，还有一种就是共建东。据李建生的观察，现在按照前两种方式“小升初”的孩子越来越少，而共建生的规模则逐年扩大，有越来越多的人想钻共建生这个空子。

　　其中一种方法，是转让共建名额。

　　闻风就曾经遇到这样的家长，本人在某个街道办是处供职，其亲属则是国务院某强势部委的中层。于是这位家长就通过这个部委的亲属，将自己孩子的名字写进共建的名单。“家长后来给了这个亲属的部委一笔钱，这笔钱还有个名目，叫占位费。”闻风笑着说。

　　据他介绍，现在一些重点学校的共建名单里，其实有很多是这种交了“占位费”的学生。而一些央企则会把自己的共建名额赠送给有合作关系的大客户高管的孩子，作为一种市场公关行为。

　　2010年，北京市教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亦曾表示，要求各个区县教委严格控制共建单位的数目和学生人数，统一批准共建单位、协议和学生名单，统一收取共建资金并统筹使用，“特别要治理‘假共建’行为”。

　　“其实，不光是共建单位会造假，共建学校自己也会造假。”有熟悉内情的人士介绍。因为共建生不受学籍、户籍、片区的限制，学校也会打着共建的旗号去挑好生源。

　　比如“小升初”时，某个报名的孩子成绩非常好，奥数成绩高，但不是在这个学校招生片区内。按照现行的规定，是不允许学校跨片招生的，这个孩子的父母又没有很强的社会资源，不可能自己运作孩子，学校就可以把这个孩子写进共建名单里。

　　“发展到现在，共建这个筐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很具有弹性，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闻风说。在他看来，共建已经成为了一种会流动的特权，像是王振安这样的社会优势阶层，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享受优质教育的盛宴。

　　为什么北京会存在“共建生”这样的怪胎？

　　李建东认为，很大原因在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很多的权力都集中在这里，中央各个部位、军队、央企扎堆，跟上海等其他特大型城市不同，“很多在上海治理择校的办法放在北京就行不通了”。

　　据他介绍，为了遏制共建生不断膨胀的情况，北京市教委内部曾有个规定，要求“两控”，即“共建费控制在3万以内，分数控制在分数线10分以内”。后来实行一段时间发现，成效也并不大。

　　储朝晖则提醒那些挤破脑袋寻找资源想把孩子通过共建生的渠道送进重点学校的家长，这样的选择对于孩子而言，很可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据他的研究显示，依靠自己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的学生，普遍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学习动机和意愿非常强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依仗父母特殊背景进入学校的学生，一般学习都不是完全投入，在随后两三年的中学学习中，学习成绩也普遍滞后。

　　“如果所有的学生不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那么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种伤害，无论是那些遵守游戏规则的，还是打破游戏规则的。”储朝晖说。

　　解决之道

　　“教育主管部门其实对于共建还是有不同看法的，事实上是不被认可的，至少私下里并不认可。所以文件里面要尽量模糊处理。”储朝晖表示。

　　“其实对于共建这个事，北京市教委曾有段时间公开表态，要进行规范限制。”闻风说。

　　2010年，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北京将严格控制共建生数量，要求区县对各学校共建单位数量和接收共建子弟的数量和比例进行摸底，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共建单位和共建学校，并压缩现有共建生规模。

　　但不断扩大的共建规模，则显示出北京市教委的上述表态的苍白无力。“至少我们单位的共建名额，还是那么多，没有缩减过。”王振安表示。

　　或许是看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在随后出台的政策中，北京市教委的表态更趋柔化，类似大规模整顿的表述再未出现。

　　2012年5月，北京市教委颁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中，在其“入学方式”一项中，提到“共建单位学生入学由区县教委根据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制定具体入学方案”。

　　但是这个具体的入学方案，却并没有公示。

　　而在北京几个重点学校扎堆的区县，区级教委在“小升初”方案中，对于共建生也是规范为主。比如，西城区教委今年5月份发布的西教发〔2012〕9号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关于西城区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到：

　　被批准接收“共建”生的学校，要严格按照有关精神接收“共建”单位职工子弟入学。区教委将严格控制、适当减少“共建”单位数量和接收“共建”单位职工子弟数量，原则上不再增加新的共建单位和共建学校。继续保留驻区部队“双拥共建班”。

　　“教育主管部门其实对于共建还是有不同看法的，事实上是不被认可的，至少私下里并不认可。所以文件里面要尽量模糊处理。”储朝晖表示。

　　这样的争议，其实不仅是在北京市教委层面有，在更高一层的决策部门也存在。

　　据一位了解内情的相关人士透露，在今年年初，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计署制定的《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简称“教八条”)时，曾有一种声音认为应在通知中明确提出“禁止共建生”的相关条款。

　　此前，在教育部展开的一系列监督检查的情况也显示，一些地方存在着治理目标不明确，政策执行不到位，效果不明显，社会对择校乱收费问题反应依然强烈的问题，而共建生也是社会反应较为集中的一个。

　　“当时已准备把取消共建生写进去的，但是有几个部门强烈的反对。”上述了解内情的相关人士透露。这些部门的理由是，过去从来没有承认过“共建生”，如果这次在文件里写了，就是承认这个问题是既成事实。

　　“其实背后就是这些部门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孩子没有共建吗？”该人士表示。

　　共建生问题被大众广为诟病，但是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业内人士都认为，仅把这个问题的板子简单地打在北京市政府及教委身上，有失公允；而仅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北京市层面，也绝不可能。

　　“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能从利益的层面来评价，它是一个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事，应该从维护义务教育根本理念的角度出发。”北京理工大学(微博)教授杨东平(微博)表示。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依照现有的《义务教育法》，是一个普惠的、非选择性、非淘汰性的教育阶段，也是政府必须提供的一个基本公共服务职能。

　　在他看来，若想打破现存共建生制度的利益机制，必须要靠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行，从中央层面出台文件，国家领导可以率先垂范。

　　“所有义务教育均衡化搞的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安徽铜陵、山西晋中都是很明确的，市长市委书记带头表态不写条子，自己的孩子都就近入学，地方的教育风气马上改变。”杨东平说。

　　对于北京市而言，也并非无事可做。

　　有专家表示，当务之急，北京要加大力度平衡现有的义务教育资源，向薄弱学校倾斜，缩小校际差距。“如果西城区五十所学校都差不多，大家也不用挤破头往少数

　　几所学校扎了，都选择就近入学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对于这样的观点，熟悉北京市教育发展的李建东表示认同，他觉得，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在教育投资上存在误区，更多的是定点扶持一些重点学校，人为拉大了差距，“如果能够学些二战后日本的做法，更多加大均衡化，不会像现在这种情况”。

　　改变，或许正在发生。日前，北京市公布的《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亦强调，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免试就近的原则，进一步增强北京市区域教育均衡。

　　不过，对于王振安而言，他现在还要操心另一件事。

　　王浩即将就读的学校将会把新生分配到不同的班级，有实验班、普通班、共建班，他正在四处托人，想把自己的孩子弄进实验班去，因为听说那个班里配备了最好的老师。

　　回顾过去一年来经历，虽然感觉有点折腾，王振安还是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他说，“我现在也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应届毕业生都想考进来了，有些事，单位出面还是好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