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病人

　　全家总动员，只为上小学，正在成为今天中国大中城市的“风景”。

　　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焦虑，随着社会转型的躁动，正在向“幼龄化”趋势下移。如今，连“幼升小”都已成为要掌握攻略、阅读秘笈、殚精竭虑、寝食难安的一项工程。家长们期待并相信，通过为孩子抢占一所“还不错”的小学的名额，能给孩子的未来上一份“保险”。虽然并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能证明，这份“保险”的可实现性。

　　人人都在批判，中国教育病了；但很少有人想过，病根或许就在我们身上。家长们对“牛小”趋之若鹜，根源之一固然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社会评价标准单一，以及社会各阶层地位和收入的差距，但人们在把板子打向“制度”的同时，是否想过，自己也正作为“制度”的参与者，甚至是推波助澜者，共同营造了这种有些“病态”的社会现象。

　　没有人能真正自信地说：我是无辜的受害者。

　　“牢骚太胜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孩子的成长是漫长的，好比养一盆花，在播种、培土、施肥、浇水等工序之外，更多的关爱方式，却是等待，是注视着它，让它享受阳光，在风中摇曳，默默积蓄花开的力量。

　　九月的“起跑线”

　　又一批孩子开始了小学生活，然而家长们为孩子上小学的准备，从半年甚至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家长们坚信，要想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必经之途。尽管取消“择校”已呐喊了多年，但现实中，为了抢占心目中的起跑优势地位，家长们仍然费尽心机、各显神通

　　本刊记者/王臣 陈薇

　　9月3日早8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官方微博发布路况：全路网严重拥堵，交通指数8.5，平均速度：20.9公里/小时。其中：二环内严重拥堵，二环至四环间严重拥堵，四环至五环间中度拥堵。

　　这一天，感慨“交通压力大”的微博数量达到上百万。

　　“开学第一天，北京交通太夸张，开车上班堵了三个小时在路上，刚到单位，手脚麻木加头晕目眩！！！”

　　“开学第一天，以为出了交通事故了，后来发现是到了一所小学门口，都是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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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过是一些新上学的“一年级小豆包”为什么会给交通制造这么大的压力？

　　家住朝阳区的小雨或许可以给出答案。母亲张琳为这一天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每天督促儿子早睡早起，开学前一晚，8点就把孩子“摁床上”，以便确保第二天早上6点顺利起床。之后，他们要一起赶地铁，到几站地远的另外一个学区去上学。

　　小雨虽是刚刚加入数量庞大的“择校生”群体，但这股择校热潮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蔓延至今，越来越旺。2009年初，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曾晓东教授的主持下，辽宁、江苏、广西、山东及宁夏5个省(自治区)10个大中城市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家长接受了“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择校行为调查”。调查显示，12183个有效样本量中，有4973位学生属于“择校”，占学生总数的40.5%。

　　而在今年1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教育改进报告》中更指出，一些地方的择校已明显由“小升初”延伸到“幼升小”，甚至更向前延伸到“择幼儿园”开始，一些中小学就近入学的学生比率，只有不到20%。

　　如果将中国义务教育比做一个人的身体，那么择校热无疑是它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它看上去像发烧，但怎么也降不下温。它是身体的病态，却同时维持着它的亢奋。它被诟病和唾弃，亦被追赶、趋之若鹜。这似乎是一个终极命题、一个囚徒困境。

　　“谁不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

　　看着儿子走入校门后，张琳匆匆赶到西城区上班，同事纷纷祝贺：“你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啊！”张琳也觉得如释重负，“不管好坏，总算迈出去了”。过去半年时间，张琳全家的生活重心都在小雨身上——努力让儿子上一所“还可以”的小学。

　　虽然结果还算令家人满意，但张琳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对孩子上学“不走心”的妈妈，“起步就比别人晚了”。

　　“怎么，你还没开始给小雨报名小学？”今年刚刚过完年，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家长们就开始讨论起报考学校的事。眼看其他家长都把周边的小学考察一圈了，有的甚至一年前就报名了，张琳这才意识到要抓紧了，拿着别人提供的“周边学校明细”挨个研究。

　　“我以前觉得，小学嘛，就那点东西，大不了自己教也没事，但是转了一圈周围的学校，才发现真是不一样。”张琳试图总结和丈夫考察的感受：有的学校有游泳池；有的学校有很大的图书馆；有的学校老师打扮得体，说话有条理，对家长也很有礼貌；有的老师则一看就冷冰冰……

　　张琳想不到的是，小学里的名堂，光靠“考察”是看不全的。在网络上搜索“幼升小”，会出现约360万条相关结果。包括各地的政策信息、名校的招生简章分析、择校攻略、学区房资讯，还有大大小小的经验交流论坛。几百万条的资讯，像是个无底洞的豁口，让人看得心慌。

　　细心家长根据教学环境、教学质量、升学率等专门排出了《北京小学名校排名》，在一份2012最新排名中，前15名全部来自海淀、西城和东城，家长们还将学校分为一级一类，一级二类，二级一类等等，注明各校的择校费用、涨跌趋势，以及择校的性价比。

　　一个月后，本着“就近原则”，张琳选了四家学校，开始打电话登记、报名、面试。本来觉得起步虽然晚了点，但总算是赶上了大部队的步伐，可面试那天，张琳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是“太不走心了”。

　　有家长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试培训班，准备并背下了中英双语的自我介绍；有的家长记录下每个学校重视的特长，英语、体育、民乐……在登记的时候都填上去；还有爷爷把孙子幼儿园所有获奖的证书，包括跳绳比赛、演讲比赛，全部都附在登记表上……“当时我家孩子为了练习普通话也学了朗诵，但谁想到考小学的时候还会用上这些。”张琳不免焦虑起来。

　　并不是只有这所小学在面试。北京几乎所有的重点小学，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入学测试，考察数学、识字、特长等等。百度文库中有几千份这样的“北京幼升小测试题”，一些还颇有难度。比如：将1到10按“1，3，7，8；2，4，6；5，9；10”分成4组，请问是按什么方式分的？

　　答案是按汉语拼音的4个声调来分的。

　　小雨和其他孩子被老师带到别处单独面试后，几百位家长被安排在大教室里等候，顺便填表格，注明工作单位、住处、学历，以及“你能为学校做点什么”……有心机的家长，早已准备好一份颇具特色的个人简历，附在登记表后。

　　张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自己片区的学校肯定能上。“片区的小学也还不错，就是老学校，硬件不好”，她安慰自己。和张琳一样，小区里有七八家都在这所学校报了名，不过都是“用来保底”，一旦“择校”成功，“保底”就将被放弃。

　　忐忑了两个月后，张琳终于收到了两份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经过一番辗转，她收到了一个银行账户，并心知肚明地向里面汇了3万元钱：这是跨区上学需交纳的“择校费”，虽属明令禁止的收费项目，可作为家长，既然好学校收了自己的孩子，交点钱并不成问题，“没办法，谁不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啊！”张琳说。

　　为什么选小学？是升初中的关键

　　到现在，张琳仍然觉得为了孩子上学的事，自己操心不够，“邻居里有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早就买学区房了”。

　　家住朝阳区的王磊便是未雨绸缪的家长之一。他们的女儿珊珊，一年前才刚上幼儿园，但夫妇俩已经开始研究那些海量的“择校秘笈”，并对症实践。

　　为了应对小学入学测试，王磊的妻子每天教孩子认图形、数字排列，周末带孩子上舞蹈课、钢琴课；即便现在是在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还是给孩子报了个课外英语班……

　　王磊家所归属的片区学校是一所新筹建的小学，考察了几次后，王磊对其师资水平产生了担忧，“为什么选择小学啊，是升初中的关键。”

　　在北京，小学升初中的主要途径是“对口入学”，即一所小学和三四所中学结成对应关系，该小学的毕业生在这几所中学中择校升学。这本是按“就近入学”原则制订出的政策，但在“择校”被默许的情况下，热门中学的对口小学身价水涨船高，家长希望能够在孩子入小学时“一次投资”，就可以获得重点初中、甚至重点高中的“长远收益”。

　　作为“对口入学”原则的补充，北京的小升初还有“推优政策”——不同小学拥有不同向重点中学推荐优秀学生的名额；以及“占坑班”——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因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不同类型。

　　据2011年8月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在集中了最多优质教育资源的北京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推优、特长、占坑及共建等各种形式的择校比例已经超过了电脑派位、就近入学的比例。

　　王磊家其实比较幸运——妻子在西城区一家国企，和附近的一所重点小学有“共建关系”，单位每年有名额，适龄职工子女可以“破例跨区”上这所学校。

　　不过，共建名额也要竞争。在江苏盐城，支柱国企、高校、政府部门都曾入股办学，作为回报，每15万股金，每年有1个入学指标，股东单位把入学指标作为福利发给员工，指标不够，股东可以委托学校出题，在单位内部选拔；私人股东掌握的名额则成为“黑市”商品，盐城初级中学的“名额转让费”，一度被炒到了3万5千元一个。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额，是像王磊这样的普通家长们高攀不上的“条子生”。

　　“没名额我都不知道该咋考虑啊，是找人？还是花钱？……” 但有一点王磊是肯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上片区的小学，“怎么样也要去个重点”。

　　择校竞争，各显神通。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乃桂一语中的，“中国大陆的择校主要体现为一种由广大家长自下而上发起，以金钱、关系以及权力等方式竞逐公立(重点)学校优质学额的现象。”

　　“如果没有条件上的差距，谁不愿意就近入学呢？”

　　曾晓东教授主持的调查中，有一个数字让她惊讶，“所有被调查城市中，超过70%的家长都赞成择校。”

　　对此，王磊很无奈：“如果没有条件上的差距，谁不愿意就近入学呢？”

　　据《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一些被家长称为“牛小”的小学，实验设备从英国进口，校庆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运动会在鸟巢举行，学生文艺表演在国家大剧院举行。

　　教育资源不均衡被认为是择校热的直接原因。细究起来，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短暂确立的重点学校制度、恢复高考后实行的发展重点中小学等政策，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并导致城乡之间差距扩大，独生子女政策让家长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日益迫切……这些社会、经济、文化的深远背景，都是择校现象的深层注解。

　　“城市的择校现象比农村的返校现象严重，经济发达地区的择校问题比欠发达地区的严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亮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择校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教育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当超过7成的家长都赞成择校时，他们的焦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焦虑。将竞争力作为终极目标的家长们，越来越多地考虑10年后的另一种选择：出国。为此，他们必须在每一阶段深思熟虑。

　　“可以肯定，普通高中跟公立学校相比，毫无竞争力。”家住顺义区的林竹最终为孩子选择了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她不用像公立学校一样考虑过年过节给老师送什么礼，入学不需要特别面试，不用学奥数，车接车送，包一天三餐，而且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特别亲切。据说，一位老师在学校批评了一位学生，放学后还特地打电话问家长，孩子有没有因此而不高兴。

　　尽管这所学校学费不菲，一年6万块，但她算了一笔账：在中关村附近上一所好的公立学校，找关系、择校费、找房子，一年下来最少要十几万。

　　这所私立学校为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到了高中，学校会分剑桥高中和普通高中，前者针对出国留学，后者则是国内大学方向。

　　高斌的儿子今年刚入幼儿园，但已经想好，以后“要铺一条让孩子出国留学的路”。因此，他对于幼儿园、小学、中学，只有一个择校准则——真正注重素质教育的好学校。

　　上幼儿园之前，3岁的儿子就被高斌安排到“全英语”环境生活，每天八九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跟着一个英语老师做游戏，家长可以在旁边照看，但“不能用中文说话”。

　　“每个家长心中好学校的标准都不一样。”在高斌眼里，大部分升学率高的学校可达不到他的好学校标准。遍访京城，他终于发现了一所中学符合自己的标准——注重提高学生创造力，培养学生的领导力，是在搞真正的素质教育。

　　“家长们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是值得尊重的。第一步，至少要让择校变得可被讨论。”曾晓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她看来，“‘就近入学’只能是一种政策目标上的完美。”在人口流动的现实需求与社会分层环境下，国家应该放弃这种完美，通过标准透明、程序公开，在阳光下运作招生，公办学校可以区分为精英和普通，并借助民办和补习学校，严格学区划片标准，分担择校压力。

　　不过这样的观点，在教育学界并不占主流地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取消择校制度，坚持就近入学。“政府用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办教育，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一种普适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办学校不允许分成三六九等，所以选择性应该体现在民办学校上。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

　　关于择校的立场，学界观点异同。然而，不论是公众意见，还是择校产生的后果，中国教育界一直缺乏实证研究数据。

　　进入21世纪，国家政策终于转为关注教育均衡、增强薄弱学校以解决择校现象。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切实解决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等。”

　　9月13日，教育部表示，要把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比率和招收择校生的比率纳入考核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指标体系，切实缓解“择校热”。

　　当然，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这样的进程仍然缓慢无期，指望不上。他们的所有目光和心情，仍然在唯一的孩子身上。

　　开学一周多了，张琳的“家长qq群”每天都有人在讨论孩子上学的事，发什么书了，形体裤和彩色粉笔在哪买，留了什么作业……最近，家长们讨论的话题是，教师节该送什么礼、怎么送。

　　以为如释重负的张琳这才意识到，入了小学根本不是得到解脱，简直是又上了一层“小夹板”。现在，儿子小雨从周一到周五的课后辅导课都被安排满了，科普魔术，小小建筑师，书法……张琳的考虑是：“都学着，谁知道以后哪个有用。”

　　说起现在最担心的事，张琳想了一会儿，“高考，全家户口都不在这，不知道以后什么政策。”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中所有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零择校”的盐城试验

　　本刊记者/陈薇

　　2012年秋季学期，江苏省盐城市建军路小学教育集团下的建军路学区，没有择校生，也就完全不收择校费。一年级新生入学312人，其中近180人是施教区内学龄儿童，余下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一些需要化解择校矛盾的学生，经区教育局协调入学。

　　不只建军路小学如此，从2010年5月开始，盐城市借着江苏省清理规范义务教育改制学校的契机，撤销了只招收择校生的东方红实验学校等9所市区改制学校，全城小学校完全规范为公办学校，义务教育，免费就近入学，党政机关任何工作人员，不能向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递条子，坚决杜绝择校生。

　　从2010年起至今，按施教区就近入学，已渐渐成为盐城市民共识。

　　但这背后，是历时半年多、艰难而曲折的研讨过程，“愁得我连这个副局长都不想当了”，盐城市教育局副局长郑英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事实上，对于治理择校问题，中国也走了一条弯路。早在1995年，国家教委原主任朱开轩在“义务教育阶段高收费问题”谈话时，首次以官方名义提出“择校”一词，并奠定了“禁止择校高收费”的政策价值取向。有学者做过统计，从1995年到2010年的16年间，“禁止择校”历经了16次国家政策的勒令禁止，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择校热潮愈演愈烈，成为教育政策的一个顽疾。

　　有观点认为，正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一直把择校问题纳入治理“高收费”政策框架里，立错了治理标靶，忽略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追求的正当性，才导致“越治越择”的状况。

　　不过，这种治理的偏差正在得到纠正。比如，2005年，安徽铜陵在择校风盛行的大环境下，宣布成为“没有择校的城市”。这是第一个宣布“零择校”的城市，其治理方法，就是将学校变为“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

　　为了缩小校际差距，盐城市组建了21个教育集团，实行统一师资配置、统一教学管理、统一奖惩考核，资源互补共享。集团内的教师双向交流也有规定，比如，“交流符合条件教师不少于15%的比例，交流的骨干老师不少于交流老师15%的比例，交流时间不少于3年”。两年间，盐城共交流了校长、教师3000多人。

　　《盐城市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施教区内生源入学资格认定办法》对小学入学年龄、居住地、户籍、房产等都做了认定，其中房产最为详细，包括拆迁、期房等各种情况，尽管程序更为繁琐复杂，但学校不用再为收谁不收谁而烦恼。

　　“取消择校，其实是解放了名校校长。” 建军路小学教育集团彭晓华总校长说。她所在的建军路小学教育集团，由较好的建军路小学领衔，统领另外五个校区(原学校)组成。彭晓华任总校长，和其他校区校长组成理事会，每周一例会，商讨各项事宜。

　　名校集团化的发展策略，在南京市鼓楼区、杭州市和成都市均被采用，近日，北京市也宣布将组建四大教育集团，以均衡校际差别，沈阳则组建了“均衡发展实验区”，也是由一个名校领衔，负责全区教师培训、骨干交流，定期组织竞赛、评估督导等等，在一定区域内实现资源共享。

　　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均衡可能造成“削峰填谷”现象，盐城市教育局副局长郑英舜并不赞同，“我们是要由高峰变成高原。”

　　除了集团化运作、入学指标分配，向薄弱学校投入更多资金、改建新建学校等，也是各地的通行做法。从2004年到2011年，沈阳已经投入近7亿元，建设了59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及配套设施。河北邯郸也从2006年起，每年在农村重点改造50所中小学。

　　小学家长：我们都是奥特曼

　　当今的小学，是孩子的考场，更是家长的考场

　　本刊记者/刘炎迅

　　有时，朱祥更愿意自己活在武侠世界里，那样自己练就一身绝世武功，就可以行走江湖，快意恩仇，实在厌倦了，找个桃花岛之类的地方，隐居休养。

　　但这样的想象只能留在每天晚上的梦里，现实中，他是一个9岁男孩、三年级小学生的父亲。在朱祥看来，小学校园就像一口开水锅，他是条没有武功的小鱼，总有种被被煎熬烘烤的感觉。

　　因此，他闲暇时混迹于各种学生家长的论坛和QQ群，事无巨细地讨论关于孩子的问题，也彼此获得慰藉。

　　据2012年8月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公布的《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1年，全国共有小学24.12万所，在校生9926.37万人。在他们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家长，这些早已离开校园混迹职场的年轻人，在跟随子女重返小学校园后，才发现，如今的小学校早已和他们当年大相径庭。

　　“可爱的数学，我要对你产生兴趣了”

　　胡铮霖，身为8岁孩子的母亲，同时又是上海某民办中学老师，孩子的爸爸张磊，从事IT咨询工作，他说，孩子学业上的麻烦事儿，有时比IT咨询难多了，他们当年在中学才感到的压力，如今在小学就感受到了，社会转型的躁动，正一代代向下转移。

　　上世纪8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青年，像胡铮霖这样的，逐渐成了家长，面对小学校园，碰撞和妥协掺杂了更多这一代人特有的脾气和性格。

　　最让他们感到无奈的，是各种作业的所谓“标准答案”，甚至是和答案无关的一些规矩。比如：解答应用题，一定要先写“答”，不写就扣分。

　　有时，孩子答的内容与标准答案实际上是一回事，但只要不完全一致，还是会被判错。如这道题：“三国里，成功实现草船借箭的是哪一位？”《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的女儿回答：“孔明”，老师判错，叶开去看标准答案：“诸葛亮”。

　　网名“资深帅哥三毛”的家长说：“女儿三年级新换了数学老师，题目：动物园里有125只猴子145只老虎，问猴子加老虎一共有多少只？女儿答：一共有270只。被判错并罚抄题目答案十遍，因为正确答案是：猴子加老虎一共有270只，孩子没写‘猴子加老虎’。”

　　牢骚归牢骚，家长们还是坐在孩子身边，板起脸孔，按照老师的要求辅导作业。不仅如此，还要为孩子们可能产生的厌学情绪做“心理按摩”。

　　家长们的网络论坛里，“如何让孩子爱上学习”是热门话题之一。一部家长自发编写的秘笈的解决办法是：对于孩子不喜欢的科目，采用兴趣暗示法，比如在孩子写数学作业之前，家长陪着大声说“数学，从今天开始，我要喜欢你啦！”或者“可爱的数学，我要对你产生兴趣了！”另外，尽量让孩子们把做作业想成愉快的事情，比如：“我今天将再学会10个单词！”“今天又学会了方程式的解法！”

　　在胡铮霖看来，这些做法是让孩子树立起“每天多做一点，就是成功的开始”的信念，从某方面看，这是一种成功学理念，当然，也可以乐观地看待为，这是家长们为孩子不得不应付学业而采取的减压手段。

　　“打不完的作业妖怪”

　　胡铮霖儿子上二年级，每天晚上要做两个小时作业，除了基础的语数外，还有体育、美术、电脑、思想品德、音乐、自然。

　　胡铮霖和丈夫会轮流陪读，有时坐在一旁，有时一边做家务，每隔十来分钟到孩子身边看一眼。“儿子作业很有效率，除了字有点‘蟹爬’(难看)。”

　　胡铮霖的儿子做作业算是快的，他的很多同学，常常到深夜才能完成。

　　2000年1月3日，教育部就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原则上是一年级不布置课后作业，二、三年级少量作业，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然而12年后，在大多数学校，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好转。

　　天津的家长符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诉说了自己的“被作业捆绑”的经历。她的孩子正读小学四年级，每天的中午，就开始收到各科老师发来的短信，“都是布置作业的要求”。

　　符敏随手拿出几段短信来读，比如：“抽查P22听写声母和音节，请家长根据孩子的不足复习。认真读书，并认真预习P23页”；“继续完成单元训练，请家长帮助检查更正”；“黄冈小状元第8页，请家长陪同读题，孩子也要跟着读题”；“黄冈小状元P11页的第一题，用三句话说图意。请家长签‘已说’”……

　　这些作业，不但量大，而且都是需要家长一起完成的，家长不得不在上了一天班后，继续和孩子们奋战在题海里，“怎是一个累字了得”。

　　类似的故事，在成都媒体人郑飞家里更为麻烦，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妻子一个人应付女儿的四年级作业常力不从心，年迈的爷爷奶奶更帮不上忙，有几次，他不得不将女儿“寄存”在同事家，请同事帮忙做临时爸爸。

　　在素质教育旗号下，作业也标新立异，以至于南京人朱祥说，作为一个中国孩子的父亲，需要成为奥特曼，来应付“打不完的各种作业妖怪”。他儿子的学校采取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老师随时与家长在线联系，监督学生的作业情况，如果作业做得快，老师会随时补充新的题目，作为作业效率高的孩子的“犒劳”；数学作业则是老师每周一次性布置给家长，由家长每天视情况分给孩子，并签字……

　　“学校是想通知这种方式搞因材施教，不让能力强的孩子饿着，也不让差一些的孩子抻着，”朱祥说，“但这造成了另一种现象：作业做得越快的孩子，就做得更多。家长还是监督执行者，我们是应该让孩子多做，还是做完了就不分给他了？还真是很难选择。”

　　胡铮霖做的最奇怪的作业，是让孩子们比较不同超市的日用品价格。她带着儿子去逛超市，记下不同日用品的价格，回来做表格。孩子太小，这种统计和分类显然无法完成，只好做IT咨询的爸爸出马，帮着做好。

　　“这样的作业从本质上来说没有问题。但对于低年级学生，是不是应该老师先设计好表格，让小朋友去填？大一点再做更高的要求，要循序渐进。”胡铮霖说。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在天津，有一次某小学的老师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老师要求：交三张在同一背景下祖孙三代的照片。

　　本来，老师的想法是，通过祖孙三代在同一地点不同年代的照片，让孩子了解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变化，这也算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细节，但落到现实里，就成了小学生们的难题，更让家长们一筹莫展。

　　一位家长苦恼地在论坛里写道：要找三张符合要求的照片，并非易事，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刻意存留这样的照片，但完不成作业，就要被批评，那几天孩子都抑郁了。无奈之下，这位家长PS了三张照片交了差，不过自己从此落下阴影，“最怕孩子也学会这样作假的坏习惯。”

　　“打不死的大BOSS”

　　更多的作业出现在各种培训班、提高班和所谓的兴趣班上，孩子们从一个课堂走进另一个课堂，书包里不断装进新的作业。

　　胡铮霖是上海本地人，但住房和户口属分离，户口对口学校不好，离家也远，两口子最后还是选了一所离家近、口碑比较好的民办学校。

　　胡铮霖自认为自己的教育理念不算保守，也一直很排斥让孩子周转于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然而最后还是做了妥协。为了让这种课外班更有趣些，她要求儿子学钢琴，孩子本不喜欢，在妈妈的“逼迫”下，倒也很快上了手。每每看到孩子在客人面前表演时，胡铮霖偶而也会产生疑惑：大人的要求或许也并不完全是错的，如果全按孩子的喜好，大概什么也不需要学，那儿子怎么会有这门本事？

　　虽然是民办学校，儿子的同班同学也都在家长的要求下参加了各种兴趣班、提高班，“实在hold不住”。胡铮霖是老师，他们学校就有奥数班，“我们教工子女可以免费去听”，可她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不仅纠结是不是需要给孩子增加这么多课外负担，更重要的是，同事告诉她，现在上奥数，可不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上二年级的奥数课，而是二年级的小学生，要上三年级的班，这样才能学到四年级的奥数题，才可能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

　　“你能理解吗？”胡铮霖说，“这不是学习，而是比谁超前得更多，太恐怖了！”不过更可怕的现实是，家长们看到别人忙忙碌碌，更对自己的处境产生恐慌，为了应付这种恐慌，不得不选择随波逐流。

　　今年8月28日，北京市教委明确提出，至今年10月31日，北京市所有涉及奥数的培训将暂停，不管是公办学校、民办学校还是社会上的培训机构，一旦发现确有与升学挂钩的，将实施问责，严肃处理。

　　作为一项减负措施，本来应该拍手称赞，但许多家长却无所适从。“奥数是个打不死的大BOSS，好的中学总需要一个敲门砖，”胡铮霖说，“取消了这个，还会换张脸重生。”

　　南京爸爸朱祥则感到已处于抉择关头。他的孩子已升入三年级，作为奥数选拔盛行的城市之一，究竟是选择跟随潮流，还是让孩子自顾自地成长，对两种未来，他都没有把握。

　　在南京的很多奥数培训班，学员被分为五个星级，最高级的5星级学生，才能在小升初中拔得先机。8月24日，第四届“小数报杯”数学文化传播活动与创新思维能力竞赛在江苏省教育学院举行，吸引了南京三分之二小学的2000多名孩子参加。

　　成都爸爸郑飞，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一直陪着女儿赶场，参加不同时段不同地点的兴趣班，开学后依旧不轻松，周末两天，周六上午英语班和游泳班，下午是舞蹈班和美术班，周日上午二胡班，下午是钢琴班。

　　一天跑下来，郑飞累得够呛，“比出去跑一天新闻还累”。女儿上课，他也要在一边听着，正儿八经做课堂笔记，防止孩子溜号没听见，或有没听懂可以帮忙辅导，有的老师临时调课，两门课撞时间了，女儿分身乏术，他还要帮着听课。

　　他说，像他这样的家长，在成都并不少见，“工作学习两不误，做梦都在背单词，比上大学还用功。”

　　即便感到辛苦，朱祥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家长论坛上都说，三年级是一道关键的坎儿，这是可以报奥数班的最低年龄，是各门课程的难度上台阶的一年，是课程总量增加的一年，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显出层次的一年，更是要为“小(学)升初(中)”开始准备的一年。

　　“周围的家长都带着孩子做‘拼命三郎’，你甘心做个闲散的‘阮小二’吗？”朱祥不愿选择，却又感到无法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