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学院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与国际知名商学院的竞争，并异军突起，成绩逐年攀升。与前10年所占份额不足1%相比，2012年，中国商学院在全球百名商学院的排名中不仅位置大幅向前靠拢，所占席位也上升到了9%。不过，与发达国家的商学院相比，中国商学院教育总体并不处于“顶尖水平”，同质化教育、师资力量仍需要提高。
　　
　　“新兴市场中的管理教育是一个后来者，我们须向发达国家的商学院学习先进经验。但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的增速超过发达市场，且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还会继续保持这种发展势头。因此，新兴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机会，当地商学院可借助这些机会，在某些管理教育领域实现超越。”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认为。
　　
　　亟待改革
　　
　　“管理的世界正在迅速变化，比课程变化快。每个学校应寻找与其他学校不一样的地方，但现在更多商学院越来越同质化。”哈佛商学院前任院长杰·莱特曾表示，“如此多的MBA，如同大宗商品，这是错误的。”他认为，商学院教育要寻求独特的方式，寻找与众不同的方法和流程，商学院教育出来的学生要适应一系列企业，而不是某个企业。
　　
　　“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无论在管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上，还是在资源的投入和学术人才的聚集方面，我们还不能同国际先进水平竞争。”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此前表示，“中国现有商学教育，还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对于优秀管理人才的巨大渴求。”
　　
　　此外，钱颖一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举例说，商学院做研究，需要企业案例，“案例教学很重要，虽然我们的案例有丰富的内容，但总体质量、水平还不够，并不能完全提供教学的功能等”。
　　
　　借鉴西方
　　
　　对此，《金融时报》认为，为了实现成功转型，每一所中国商学院都应任命一位经验丰富的西方学者担任“变革代理人”，推动商学院及其MBA课程所需进行的改革。同时，每一家中国商学院还应派出教员队伍中的主要成员，赴西方著名商学院学习西方教学模式，“这类深造应包括学习如何授课及主持研讨会”。
　　
　　《金融时报》同时建议，中国商学院应调整课程结构，鼓励学生主动探索更加开放的学习环境，批判思维及分析能力在这种环境下极为重要，“市场导向及创新的重要性应得到强化，学生的自主思维应受到鼓励”。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Sally Blount此前对媒体表示，对一个高效的商学院而言，绝不会把学科孤立地分裂开来，商学院需要收集更多的市场知识，对学员做更多了解，与公司开展更多合作，这样才能比网络更有竞争力，才会开展更多能表达出企业家精神的课程。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Arnoud De Meyer也指出，“在网络爆炸的当下，商学院首先应考虑，教师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今，教师不能如从前那样处于一个绝对权威中心的地位，应更多充当一个激励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仍可超越
　　
　　不过，中国的商学院不是没有良好的基础。钱颖一介绍，中国开展EMBA教育时间还比较短，但中国也许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EMBA学生，“不论是全国总数，还是单个学院的学生数量，都是最多的”。不仅是招生数量，中国的EMBA学生群体在特质上也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EMBA学生多数是在40岁以上，而不是35岁左右；他们多是企业高层管理者，而不是中层管理者。
　　
　　“中国的EMBA学生愿意支付较高的学费去攻读EMBA学位，这个价格已接近发达国家的学费。”钱颖一说，“EMBA学费收入成为中国主要商学院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于来自非学位的高管培训。”
　　
　　此外，中国的EMBA教育也越来越被国际认可。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全球EMBA项目排名显示，7所中国内地商学院的9个项目列位百强，且前10名中，有3个是中国内地商学院的EMBA项目。
　　
　　对于“学习西方EMBA教学经验”的问题，钱颖一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确实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成功之处，但在追赶西方商学院的同时，还可以实现“超越”。
　　
　　他解释，一方面，要充分借助新媒体教学，“移动互联网、iPad等新技术的教学，国外也才刚刚开始。这一点，中国和亚洲国家有自己的优势，因为相较于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对新技术比较敏感，会追赶"时髦"，接受程度肯定比西方国家快。”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均保持了快速增长之势，“这为中国的商学院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