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生常说自己没有什么新思想，他的根、他的本跟大家一样。在魏书生看来，人活在世上什么日子都有，好日子，坏日子；阴日子，晴日子；冷日子，热日子；富日子，穷日子……都要高高兴兴地过，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好好地活着。这就是根本。人要守住根本。

过日子需要岗位，岗位并非都是最令人称心的。因为人这辈子不管怎么奋斗，铁定的规律是：绝大部分的空间和时间是无法选择的，能选择的只有自己的心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满怀感恩的心态，才能够过上好日子。魏书生告诫自己，无论生活的大浪把人冲上高峰还是卷入低谷，多苦多难都不抱怨、不指责，因为那是无效的大脑浪费。关键时刻能明确自己的责任、学会点东西、把握点规律，尽到自己的责任，并享受这个位置上的快乐，这就大大降低了生存的成本，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教书是我最愿做的事”

“我是怎么选择教师这个岗位的呢?”魏书生说，“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从沈阳下乡到盘锦，那年我18岁。起初不愿意去，但只能面对现实。指责没用，牢骚没用，苦闷没用，发怨气，说怪话，除了糟蹋自己，什么都得不到。怎么办?只能千方百计地去寻找种地的快乐。任何事情，只要静下心来研究，都有一些小快乐，所以我说学习是享受，是伴随人从摇篮到坟墓终身享受的事情。

    “我静下心来研究怎么播种，稻种什么样的好……当研究这些细事的时候，痛苦就减轻了，所以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要研究当下能做什么事，怎么才能把这个事做好。人家看我地种得好，不让我种了，让我去教书，我不愿意去。

    “我们班53名同学，下乡到一个村，大家都替我可惜：人家干得好的，都到企业当领导了，你当个‘臭老九’有啥意思?我虽不愿意干，但还是服从党的安排，登上了三尺讲台。”

    进教室第一堂课，因为不会教书，就问学生希望老师怎么教?魏书生住在房东家，有几个熟悉的孩子，课前先跟他们商量。看谁最淘气，就让谁帮着想办法。

    除了上文化课，魏书生还给学生读长篇小说，领着他们踢足球。农村孩子没有足球，魏书生从沈阳买来那种橡胶粒的足球，跟学生一起踢，所以他跟学生相处得特别好。教了两年书，魏书生就成了盘锦地区教育战线的先进个人，接着就被提拔了，到企业搞政工宣传，做当时人人羡慕的政治工作。

    “但我教书教上瘾了，惦记我的那些学生。去企业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跟领导说，我不愿意来这儿，愿意教书。领导说我们说了不算，你得找劳动局说。当天我就跑到地区教育组，跟人商量，教育组的人说，‘没听说过进城不愿意，却愿回去教书的?只要那个地方欢迎你去，你就去，。我真就背着行李回到学校，但学校不要我。校长说：‘你得回去，你想想多不容易到城里啊!你实在愿意教书到城里教多好啊!谁愿意回到农村?，我说我愿意，我特别喜欢这些学生。可校长就是不同意，又把我送回了企业。”

    回到工厂后，魏书生虽不情愿，但他认真对待工作，好好搞宣传、办宣传栏，好好起草各种宣传材料，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到哪里，都不拿工作开玩笑，永远不懒懒散散、懈懈怠怠。他认为，尤其不能养成发牢骚、发怨气、说怪话的思维习惯。

    他白天勤奋工作，晚间虚心请教，两年后，就成了盘锦地区公交战线先进个人。“我跟领导说，我不想当先进。领导说，‘那你还这么努力干?，我说，我努力的目的就是想感动领导可怜可怜我，把我放了，让我去教书。领导说，‘我们再研究吧!，”研究了一年，盘锦地区工业局党委开会下文件，让魏书生接电机厂领导的班。电机厂是当地最好的工厂，但是他不愿意干。为什么呢?“我还是对学校有感情。我告诉领导，我不想当官，他们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就想教书。他们说我不识抬举，再研究吧!”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来了。24周岁的魏书生遭到批判。那时，人们把孔夫子叫“孔老二”。魏书生“傻乎乎地跟人辩论，说孔夫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干吗批人家呢?”结果中共盘锦地委抓了两个典型，一个老右派，一个魏书生。上级专门成立了魏书生调查组，把他写的50多万字的文稿、日记等全都没收了，从中断章取义地摘出“反动言论”108条，大会小会批判。

    “不批判的时候，我就找一块宽阔的地方打拳练武，因为小时候跟师傅学的武术不愿意扔掉。当时很多人不明白，24岁的小‘反革命，，白天挨了一天的批判，晚上怎么有精神头打拳练武?咱就是为了好好活着。”

    粉碎“四人帮”之后，工业局领导派人找他谈话，说“看来批你是批错了，我们想安排你到轮胎厂去当厂长，你干不干?”魏书生说：“我衷心感谢领导不批我还提拔，我最大最大的愿望就是快点把我放了，让我去学校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

1978年2月，经过6年努力。魏书生终于实现了教书的愿望，当上班主任，教上语文课，如鱼得水，“我真是高兴啊”!

“遇到事就和学生商量”

    学校给了魏书生两个班：一个全年级最好的班，选拔出听话的、优秀的、学习好的学生；另一个全年级最差的班，不听话、学习差、爱打架的清一色男生。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班，他一会儿在火里，一会儿在水里。

    “我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把这当作人生指南去实践，人就会乐观进取。”

    魏书生开始研究两个班的学生，让他至今难忘的是他的第一堂公开课。

    听说有一个从企业来的年轻人要上公开课，全校教师都来听课。魏书生决定在基础差的班上课，这样才能让人服气。课前他跟学生商量：“魏老师要讲公开课了。”学生们说：“别在我们班讲，到那个好班讲。”他问：“为啥?”学生说：“我们什么都不会。”“不会才要学。”学生说：“学也学不会，我们紧张。”“上课又不是打仗，紧张什么。…上课是我们的弱项。”“是弱，不弱咱能到这儿来嘛!千万别想向老师们展示咱们有多强，需要展示一个真实的状态：我们很弱、起点很低、成绩很差，但我们决不自甘放弃，我们会从很低的起点上一点点朝前挪、一步步朝前走，展示循序渐进不断向前的状态怎么样?”学生们说：“那他们不嫌我们慢吗?”“不嫌，咱们不是慢班嘛!”学生问：“老师您讲什么课?”“讲小说《最后一课》。”“那咱们提前预习一下吧!”

    “预习什么呢?”魏书生问学生。学生说：“生字。”“这课几个生字?”“4个。”“4个生字还记不住吗?…‘老师，这点事没问题，肯定给你记住。…‘还有什么?”“生词。”魏书生又问：“几个?”。7个，有点多。”学生答道。“那去掉一个。”“还是有点多。” “再去掉一个。…‘还是有点多。”“去掉4个，剩3个了怎么样?”“3个可以啦!”魏老师再问：“还有什么?”“还有文学常识，小说三要素……”大家都一一做了预习，信心百倍地准备好了。

    上课的时候，老师们全来了，教室坐得密密麻麻的。“我往前面一站，学生们乐了，心领神会嘛!谁也不紧张。”

    魏书生开口问：“咱们该学哪课书啦?…‘<最后一课)。”学生响亮地回答。“<最后一课)的体裁是什么?”“小说。”“预习了吗?…‘预习啦!”“预习什么?”“生字。”“几个?”“4个。”“谁会?”“全会!”“好，还有什么?”“生词。”“几个?”“3个。”“谁会?”“全会!”“还有什么?”“文学常识。”“怎么样?…‘全会!”“真的假的啊?谁来说说?”学生们个个踊跃举手，课上得热火朝天、兴高采烈，老师们看得目瞪口呆。“这是咱们全校最差的一班学生吗?学生学习积极性怎么这么高呢?真是难以想象啊!”

    “我就是这么当老师的，从来都不埋怨学生，总是俯下身子跟学生商量，所以我跟学生的关系非常好。”

    魏书生只教了半年，学校就不让他当班主任而让他做教导处副主任，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连夜写辞职报告，第二天去找领导。领导说：“这样吧，你实在想教课就教吧!”魏书生说：“我还想当班主任呢!”“那你就当吧，兼着做教导处的工作，还不行吗?…‘只要能带班、教课就行。”

  那阵子他整天忙这忙那，头绪多得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

于是他开始幻想了：学生应该有自我教育能力啊!应该让学生参与班级的管理。分头管事，管好了不是大家都舒服嘛!他还想，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应该让学生感受到自学的快乐和幸福，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他开始尝试，一分钟一分钟地引导学生。他对学生说：“闹也是一分钟，写也是一分钟；吵也是一分钟，读也是一分钟；三心二意也是一分钟，一心一意学习也是一分钟。比较一下这些一分钟，哪个更舒服啊?”学生说：“当然是做点实事舒服啊!”

“还学习一个本来面目”

   1979年初，魏书生的班通过了一项“决定”，老师可以不留作业，若留了，可以不写，但学生要给自己留定量作业。怎么定量?有同学想了个招儿，“每天一页语文、两页数学、两页英语、半页物理、半页化学，老师不突破这个量，我们要达到这个量”。魏书生说：“咱们可以试一试。”

  试了一个学期，大家感觉挺好，考试成绩领先，又试了一个学期，成绩还领先。就这样，魏书生成了全地区语文教学先进典型，在语文教学年会上介绍这个方法。当时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说哪有这么教书的?

    一学期一本书，魏书生只讲20多节课，剩下的就逐一安排给学生讲。许多人觉得魏书生这么教挺特别的，有人就说，“魏老师你这样教书不行，老师太懒了!对学生不负责任，哪能让学生讲课啊?还分工讨论呢?看不惯”。但说来也怪，学生居然愿意这么跟着学，学得高高兴兴的，而且成绩也很好。

   当时魏书生教的是盘山县第三中学，一所普通中学。可语文竞赛成绩超过了重点中学。于是四面八方的人来这里做研究。尽管看不惯，但还是觉得这样做有点道理，老师基本不干，都是学生自己在那里写起来、读起来、练起来。于是他成了班级管理的先进典型，他的“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经验在全市班主任会上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