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专门针对国家级贫困县的考生制定了自主招生方案，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所有中学均可推荐一名考生参加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他们一旦获得了资格确认，将在未来的录取过程中获得30-60分的分数优惠。清华招办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有79%的国家级贫困县没有一个学生进入清华大学，而在其余21%的国家级贫困县，绝大多数也只是获得了一个进入清华大学读书的机会。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寒门子弟难进名校”的话题颇受关注，本报为此专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刘云杉教授，她此前曾就北大的农村生源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报记者 郭少峰

    “自强计划”是积极的回应

    这一代孩子是“制度的孩子”，他们受学校的影响远大于受家庭的影响，在现行高考选拔制度下，体现出来的更多是校园对他们的影响

    记者：最近清华针对国家级贫困县考生制定的“自强计划”。你怎么看？

    刘云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值得期待。这是对社会呼声的积极回应，这一措施的出台更大的意义在于彰显一种价值。对这样的政策的出台，首先，社会要宽容与鼓励，其次，学校具体操作中要谨慎。清华有很多专业选择，需要吃苦耐劳、单纯专注、踏实认真和大胆创新，这些方面农村学生一点也不弱于城市学生。清华出台这样的政策肯定是非常谨慎的，也是多方面权衡的结果。最初的比例估计不会太大，实施起来也会比较小心，毕竟高考录取有很多维度需要考虑。

    记者：现在几乎所有名校都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进行招生，最近不少高校也陆续出台2012年自主招生方案。自主招生会不会进一步增加了“农村户籍生源”或“县级以及县级以下中学生源”进入名校的难度？

    刘云杉：现在自主招生在这些高校新生中所占比例比较小，对扩大农村生源与城市生源差异的影响有限，并不会像想象得那么大。需要强调的是，农村生源的减少不是从现在才开始，这个问题出现时各个高校还没进行自主招生，很难讲自主招生跟农村生源比例减少之间有因果关系。自主招生是否会加剧这个差距，这个结论还要观察。

    目前自主招生制度还有充分的修改空间。比如自主招生时，同样条件下向农村学生倾斜，因为农村学生更不容易，他们要取得同样的成绩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意味着他们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

    记者：不少人感觉，自主招生实施过程中，对农村生源的长处考虑比较少。

    刘云杉：我认为以前的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多是“制度的孩子”，他们受学校的影响远大于受家庭的影响，在现行高考选拔制度下，体现出来的更多是校园对他们的影响。但今天情况有所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用各种方式参与到孩子教育中，校外培训活跃就是明例。不少家庭已经不再信任学校教育的内容与质量，用校外教育，或培养特长，或弥补短缺。在校外培训上，城市学生容易获得课外辅导的机会。但在追求过度教育的过程中，城市学生从小就要参加各种特长班，钢琴班，数学班，这种非常病态的“素质教育”，使得城市孩子一样成为牺牲品。

    “乡村衰竭”是失衡之“因”

    看起来是高等教育的录取问题，实际上往前推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而再往前推则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这才构成因果关系

    记者：之前相关报道大多援引你的研究数据说，北大新生中农村户籍生源在减少。这方面的数据是怎样变化的？

    刘云杉：我们的研究只是利用1978-2005年北大录取的新生数据，2006年以后的数据我们没有。基于这些数据的研究发现，北大农村新生比例显著在下降。但这个下降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而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2000年以后，农村户籍新生比例就在10%-15%之间了。

    其实在1978-1998年间，北大新生中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比例在20%-40%，尤其是在1983-1987年，农民出身的学生在35%-40%，1985年达到38.9%。

    记者：谁占去了这些农村生源的比例？

    刘云杉：招生是个零和游戏（编者注：“零和游戏”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北大新生中农村生源比例减少了，而城市女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了。

    如果将城市和农村的男生和女生分开看，农村女生在北大新生中比例一直比较低，城市男生则一直处于高比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学生比例下降后，城市男生和农村女生比例变化并不明显。而城市女生比例急速上升，挤掉了农村男生中的比例。

    记者：你觉得哪些因素导致农村生源在内地最优秀大学里的比例减少？

    刘云杉：所谓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农村生源在减少，外显的表征是高考中能考出高分的农村考生减少了。看起来是高等教育的录取问题，实际上往前推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而再往前推则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这才构成因果关系。

    记者：农村基础教育面临的哪些问题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刘云杉：随着近年来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整个乡村都在衰竭，我觉得这是根子上的原因。在这个粗糙的城市化过程中，村镇一级的学校不断在凋零，且在办学过程中追求规模效应，一些村级学校被“撤并”掉了。农村孩子要么跟父母一起外出成了流动子女，要么成了留守儿童去读寄宿制学校。不管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们也总在不断地奔波和转学。另一个因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之前农村村有村小，乡镇有中学，县里也有比较好的中学，农村学生只要有能力，都可以靠个人的力量实现“知识改变命运”。但现在，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到地市一级和省一级的精英中学，这些中学一个年级几十个班，如同超级航空母舰。这里能吸引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学生分数很高，教学质量都不错。农村学生很难进入这类精英中学，他们除了依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之外，并不拥有进入这一门槛的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少数人享优质教育资源

    我们的研究发现，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按比例保障的招生指标，实际上多为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的考生所垄断。

    记者：有学校招办老师解释说，在目前的招录体制下，只能在各个省份从高分往低分录取，不能在录取时看考生是农村生源还是城市生源。目前的招录体制对农村生源有怎样的影响？

    刘云杉：我们的研究发现，1978-1998年北大的北京生源比例超过同一时段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六个省份招生人数之和，而这六个省份农村学生比例均在30%以上，是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前六省份。至少从数据上看，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低与按省份分配招生名额的招生制度有密切关系。

    但从各地指标分配来讲，各省划分指标的措施尊重地域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发展的差异。以北大为例，如果没有各省指标的存在，而仅仅看分数，有些区域群体的几率会更低，一些中西部省份的学生可能一个也上不来，而山东、湖北等省份高分考生会占更大的比例。这种按省分配招生指标的政策，让各省的考生都能按一定比例进来。

    记者：但这种按省分配指标的招生制度，是不是增加了农村生源的机会呢？东西部是不是不一样？

    刘云杉：按省分配招生名额的政策，是不是就一定落实到了农村学生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按比例保障的招生指标，实际上多为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的考生所垄断，并不能增加这里农村生源进入北大的机会。一些省份的省会城市或少数地级市有一两所重点高中，占尽天时地利与人缘，成为输出精英的基地，在这类中学就读的学生通常家境优越。在这些城市，能够尽享优质教育资源者往往非富即贵，相对集中在少数人群，很大程度上侵蚀了教育资源的公平性。

    阶层流动之路必须疏通
   
    教育    资源分配的话题，最根本上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形成一个越来越扁平的、越来越流动的社会结构

    记者：对农村孩子来说，“知识改变命运”是否越来越难？

    刘云杉：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是社会公平最基础的方面，比如说50后、60后，甚至75年以前出生的人能通过教育获得非常体面的职业，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但这个渠道一旦被堵塞或流动不畅，就会对政治动员、社会参与、社会建设能力造成极大侵蚀。

    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变化太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只有有限的几代人，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社会精英阶层现在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在他们尚未退出历史实现自然更替的情况下，增加了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难度。而且现在的社会精英至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比自己差，他们会调动自己的资源，希望自己的孩子维持在社会精英的群体里。但与此同时，农村的孩子占有更少的资源。

    记者：怎么才能改变农村生源在这方面的不利地位呢？
   
    刘云杉：从教育角度看，政府要创造条件实现更加公平和均衡的基础教育。高校也要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在人才评价上更加多元，可以探索不同的教育模式，为考不上本科院校的人提供更优质的职业教育。
   
    但这个看起来是教育资源分配的话题，最根本上看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社会不能只有“高低之分”的纵向维度，不能总是那种不得不往上走的社会流动，还需要一种向“我喜欢”方向发展的横向社会流动，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这个社会能不能为大多数人提供一个横向发展空间，能不能形成一个越来越扁平的、越来越流动的社会结构。

    要改变现在金字塔式的社会，改变少数人的成功是建立在大量人失败的基础上的现状。要让自己取得的成绩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取决于父母或地域的因素。这样不仅对农村孩子有好处，对背负着过度竞争与过度教育的城市孩子同样也有好处。教育应该是一个朴素温暖的所在，而不应成为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拔的名利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