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现在的大学不是“家办学”，而是“部办学”。为什么许多高校在北京建立“办事处”？因为大事小事都需要“跑步（部）前进”。专业要部审批，文凭由部颁发，重要经费都控制在部手里，重要评价由部主持。

　　中小学则是“局办学”。一些中小学校长对我说，他们根本不是校长，最多是一个排课表的教务人员，因为一切都被行政部门规定了，上什么课，几点上课，几点放学，考什么内容，怎么考，所有的一切，校长说了都不算。

　　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为什么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奥秘就是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因为解放了农民，人们的餐桌开始丰富起来；因为解放了工人，人们的日用消费品开始丰富起来；因为解放了资本，方方面面的发展速度快了起来。

　　在教育界，现在的问题并非管得不够，而是教育的解放仍然不够。6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呼吁教育的解放时说：“不能创造什么，但它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所以，他提出要解放孩子的小手，解放孩子的大脑，解放孩子的时间与空间。现在看来，陶行知先生的呼吁仍然没有实现，学生被囚禁在分数的牢笼中，没有幸福，没有欢乐。

　　所以，教育的解放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解放学生，从分数的牢笼中解放孩子，让他们不再为分数而活着，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张扬，让他们真正地成为自己；其次，要解放教师，从考试的镣铐中解放教师，让他们不再成为考试的囚徒，让他们真正地享受幸福完整的教学生活，体验教师职业带给他们的成长、尊严与快乐；还要解放校长，从评价排名的恐惧中解放校长，让他们聚精会神地思考，让他们成为真正的行家里手；最后，还要解放厅的厅长、局的局长，从一个个升学的指标中解放厅长局长，让他们不要“跑部钱进”，不要“仰人鼻息”，从对上负责变为对下负责，从对分数负责变为对未来负责。

　　一句话，解放的关键是“还权”，把那些本来属于学生、属于老师、属于校长、属于厅长局长的东西还给他们自己。

　　教育的解放需要体制的保证。否则，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个别地区个别学校的解放很容易半途而废。

　　因此，需要进行体制改革。首先，改革目标应定位于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运作规范的秩序，让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定位；应该处理好政府、学校、市场三者的关系，形成服务型的行政部门和机构。其次，改革要进一步下放行政权力，将“因地制宜”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和指导思想。应该允许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资源情况自主地决定包括代课教师、教师编制、教师待遇在内的教师政策，自主决定结构和比例、学校布局等规划，自主决定学校模式、培养规格等，从而形成各地多样化的、生动活泼的生态。再次，改革要进一步落实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放权才有活力，自主才有创新。应该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的思路，认真清理现行的管理制度，把大量不需要行政部门管理、审查、规范的东西，彻底还给校长，还给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