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川学校支教的天津师范大学学生李媛媛去七年级学生张亚婷家里家访，体验这条上学的路。当地“山大沟深”，娃娃上学的路很艰难。有的学生要走两个多小时，每年都有学生因为走夜路而出事故。

        乡间陪读

        如果不把学生上学的路走上一次，就很难理解一所农村学校7间宿舍的奠基，为何会成为一件大事。

        5月21日上午，村民们扶老携幼来到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常川村的天津师范大学希望学校的操场上，见证奠基仪式。操场北侧将动工兴建可容纳56名学生的宿舍。

        所需的22万余元资金来自天津师大师生的捐款。这所大学与常川村的渊源可追溯至13年前。当时，天津师大提供了一笔20万元的捐款，当地政府又投入35万，使常川学校得以重建，这是校门上那面“天津师范大学希望学校”招牌的来历。

        最近5年里，天津师范大学每年都派研究生支教团到常川学校服务。该校党委副书记史瑞杰说，最新这笔捐款就是由支教团成员发起倡议的。他们回校讲述的当地孩子上学路途艰难的情况，令人印象深刻，顺利筹足款项。

        史瑞杰也去做过家访。常川学校的很多学生每天要走上两个半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学校，他们在凌晨4时左右出家门，放学后晚上8时左右到家。在他们的书包里，手电是必备物品。

         与学校之间隔着一个山头的村民谢文给记者形容，这里的地形是“山大沟深”。大人在陡峭的路段铲出一个个小坑供孩子落脚，即便如此，每年都有学生因走夜路发生事故。

        老师家在城市，无法每天回家，干脆住在办公室。每间办公室都有单人床。

        学生宿舍奠基这天，谢文与岳母、妻子一起，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来观礼。他在喧闹的操场上喜气洋洋地对记者说：“盖宿舍，我们就能减轻负担，就不用操心娃娃了。”

        空壳学校

        这些家庭的另一个选择是放弃常川学校。同样是陪读，有些家庭选择了城市。谢文所在的村子就有人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举家进城打工。谢文说，当地农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土豆和玉米，所获不多，因而放弃的成本不高。

        紧邻一条终年呼啸的高速公路，始于1924年的常川学校的读书声很容易就被人们甩在身后。近90年里她历经岁月和世事的洗礼，艰难地守护着当地的文脉。它的服务半径为22公里，连临近的榆中县甘草镇的部分学生也在这里就读。到如今，它是方圆20里地惟一的学校。过去8年间，同一个镇上的23所中小学里已有8所学校成了“空壳”。

        谢文家附近的席滩小学眼看就要成为下一个“空壳”——目前全校只有两位老师和两名一年级的学生了。两个学生只是因为年幼或是家庭情况特殊才没有转到常川学校。谢文的子女在一年内已先后转学。

        白喜彦证实，今年从席滩小学转来了十几名学生。他们预计，用不了两三年，那个从前的六年制完全小学就将消失。席滩的一位老师也转到了常川。

        同样的命运会不会来到常川学校头上？校长和老师都感到了隐忧。

        “我们老师危机感都比较强。”白喜彦说。他手里的学生名单按年级从高到低基本递减，九年级42人，八年级37人，七年级32人，六年级25人，五年级13人，四年级14人，三年级19人，二年级11人，一年级10人。

        10多年前，常川学校有三四百名学生和十几位老师。今天，老师增加到了22位，学生却减少到202个。白喜彦任职的上一所学校景泉初中，由400多名学生降到了160人左右。他感到，这种减少是带着“加速度”的。

        当年从常川学校毕业、迄今已在这里任教13年的三年级班主任许小红说，现在每个老师的课时比当年减少了很多。

        她说，有时一名初中学生升入高中，那么这名学生的低年级弟弟妹妹也有可能会跟着转走——望子成龙的父母会选择进城陪大孩子读书，小一些的孩子自然也被带走。

        与之相反，许小红老师的儿子在城里上小学，所在的班级已经扩大到了80人。

        分管全镇所有中小学的巉口学区校长刘成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生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其次是人们“对城区学校优质资源的选择”。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政府计划逐步在城区兴建一些新学校，今年就有一所新的中学开始招生。

        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减少是大势所趋。

        教育部每年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共有小学24.12万所，招生1736.80万，在校生9926.37万。共有初中学校5.41万所，招生1634.73万，在校生5066.80万。

        与“天津师范大学希望学校”招牌在常川村挂起的2000年相比，全国小学生减少了3000多万，超过56%的小学消失。2000年，全国共有小学55.36万所，招生1946.47万，在校生13013.25万，初中学校6.39万所，招生2295.57万，在校生6256.29万。

        在多数年度公报中，教育部将其解释为“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和学龄人口的逐渐减少”。

        对于农村学校来说，生源的下滑还有另一个原因：201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167.17万，比上年增加170.07万。

        刘成祥记得，2005年，巉口镇23所学校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约有4800人，今天仍是23所学校，学生却只有1400多人。

        “因为生源问题，我们乡镇已经有8所学校是空壳。”刘成祥说，空壳学校的校舍还在，一些较大的学校，还安排有老师留守，负责校舍安全。如果又有一些孩子需要就近入学，这些学校可以恢复。

        经费威胁

        作为巉口镇除去中学和中心小学之外的最大学校，常川学校有天津师范大学的支持，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都相对优越，中考成绩在整个安定区都名列前茅。大约30%～40%的学生能够考入重点高中。

        这足以解释，全镇学生减少了近70%，而常川学校只少了约40%。

        刘成祥说，学校布局调整时，一度有人提出撤销常川学校的初中，但在他们的坚持下保留了下来。他希望，通过自然过渡的方式，一些即将空壳的学校的师生能够整合到常川学校。

        在宿舍落成之后，常川学校对生源的吸引力将会增加。至少那些租房的学生可以省去房租，住进免费宿舍，家属也可以结束陪读生活。白喜彦校长预计，有了宿舍后，五六年间的学生规模能够控制在150人左右，如果在较长的时间里仍能保证教育质量，可能维持在100人。

        100人已经突破白校长的心理底线。在这位校长的账本里，等到规模降至百人，仅靠财政拨付的公用经费就很难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

        按照标准，每个小学生每年划拨的公用经费为500元，初中为650元，目前常川学校一年的经费是十余万元，支付学校的办公费、维修费等。其中最大的开销是电费，一年需要一万多元。此外，由于当地饮用水依靠水窖，如果天气干旱，水窖缺水，还要从外面拉水喝，一车的运费在400元以上，也是一笔开支。

        白喜彦说，大家都面临这样的局面，也许过不了两三年，上级就会出台应对措施了。

        而那些几近空壳的学校，刘成祥说，镇里在经费安排上作了倾斜。只有两个学生的学校不可能只拨付1000元的经费，镇里适当提高了标准。但是，生源没了，即使拨款标准再高，还是不够用。所以，镇里安排一些大型学校对这类学校进行帮扶，维持基本的保障。

        作为一所受到外援的希望学校，笼罩在生源危机阴影下的常川学校承载着“希望”。很多人都希望，它能够逆转大势，安然度过危机，将这片干旱的黄土地上的文脉延续到下一代人。

        许小红老师表示，学生持续减少的话，自己会“担心没地方去”。

        由于生师比的过度下降，就在记者走访过的巉口中学，已有20多位教师告别了讲台，转做后勤工作。十年间，那里的学生由2000人左右降至1200多人。

        许小红以前教过数学课，后来不教了，她发现自己已经不熟悉现在的数学考题。

        学生对于学校的前途不甚了解。他们在那山坡下的校园里追逐，在砖木结构的教室、实验室、图书室之间穿梭，在光照充足的操场上、伴着高速公路的噪音背书。在这里支教的天津师范大学学生发现，有的学生竟会打着手电一边走夜路一边看书。

        戴着600多度近视眼镜、脑后已经生出白发的13岁学生张亚婷轻轻地说，她的理想是，长大后能够“考个好点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