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这么多钱供他上学，孩子说，工作不好找，一千多块的薪水，还没保险，不如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的人

　　这个常住人口仅有千人的小村，近几年有数十人走进了大学，大多数有孩子上大学的家庭背负外债

　　尽管家长们都愿意倾其所有供孩子念书，但部分孩子学习观念与过去大不相同，“读书无用”论很有市场

　　又是一年毕业季，也是高考放榜的日子。几家欢乐几家愁。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艰难时刻悄然来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为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读书是许多家庭改变命运的手段，就业难冲击着读书梦。对农村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威县刘河北村，冀南平原上一个仅有千人的普通村庄。4年前，这里因为一位在读大学生的意外离世，引发了人们对教育的广泛讨论。光阴荏苒，意外事件，就业风险，成本考量，这些年来，这个颇具样本意义的村庄，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最大一笔失败的投资

　　提到女儿，刘尚云的话语变得迟滞，豆大的汗珠从黧黑的额头渗出，顺着消瘦的鼻尖和面庞，滚珠一样滑落在地板上。

　　端午节刚过，风吹过原野，金黄的麦秸在田间起舞。穿堂风不时掀开门帘，屋里凉飕飕的，刘尚云搓着手，埋下头，任凭汗珠在痛苦的面庞打转。四年了，女儿刘伟已成为他心尖一道无法痊愈的痂。

　　刘伟曾经是这个家庭的骄傲，也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在刘尚云的印象里，刘伟从小乖巧懂事，几乎没让他操过心。因为成绩优秀，刘伟小学毕业即成为民办中学们争夺的对象，中学6年，她得到了学费全免的待遇。

　　那一年高考，刘伟发挥不佳，仅考上专科。面对这差强人意的结果，刘伟选择了默默接受。毕竟，在这个偏远的村庄，父母仅靠务农维持生计，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对任何一户人家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年1万元学费，加上每个月200元生活费，刘伟在拮据中开始了大学生活。没有人理解这位沉默寡言的草根女孩怀着怎样的负疚心情，入学不久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上大学，家里只好让弟弟辍学。我欠弟弟很多，以后再偿还给他。”

　　她在日记中还写下了对父母的感恩心情，“我们出生在农村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我们一辈子也走不出农村，通过学习，我完全可以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城里人，感谢父母给了我学习的机会。”

　　终其短暂的一生，刘伟最终没能摆脱农村。2009年1月16日，她被发现溺亡于威县汽车站附近的一个废水塘。人们只能阅读她遗留的日记，猜测她的猝然离去和心理负担过重有关。

　　刘伟的日记中有大量这样的自责，入学二年后，她写到：“爱面子、虚荣足足可以摧毁一个人，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失败的人，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选择是这么的错误，明知道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要不欠外债就OK了，自己不去打工挣钱，还偏偏选择了上大学。就为了自己将来能生活得好点，为了让别人高看咱，家里负债累累依然坚持上学，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父母的痛苦之上，为了我们，父母省吃俭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即将到来的毕业季加重了她的抑郁倾向，在踏访一次人才招聘会后，僧多粥少的景象加剧了其紧张情绪，刘伟觉得自己的大脑“几乎要崩溃了，每天过着一种不情愿的生活，想好好学习，却一看到课本就头疼，想着挣钱之类的，而且压力特别大，挣钱吧，走出校园来到社会，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似的，什么都不会，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百无一用，想找份正当的工作都是那么难……”

　　她甚至想到了辍学，“可又一想，如果辍学，背后又要面临多大的谴责，亲人、邻里会怎样看待，堂堂一个大学毕业生连个工作都找不到，面子又往哪里放。”

　　2008年10月18日，班长刚对她进行了一次心理疏导，她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为什么这么难……”

　　刘伟的离去让这个家庭最大一笔投资瞬间崩溃。刘家的经济支柱是7亩薄田，刘尚云偶尔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补贴家用。每年开学，刘尚云都要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挪西借，凑够刘伟的学费和生活费，等地里有收成时再慢慢还上。刘伟去世后，学校退给刘家半年学费，刘尚云还欠有几千元外债。“女大学生不堪就业压力跳楼”，当年的这起事件发酵成一起公共事件，刘家接到的社会捐助并不多，“北京和四川的两位好心人，一个寄来2000元，一个寄来200元。”这并不足以帮助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摆脱困境。

　　刘冲(化名)是刘伟的弟弟，他并没有循着姐姐的足迹。“一个是，他成绩不如他姐，再一个，经过了这件事，我们也想明白了，没上过学的，在城里打工创业买楼的多得是。”刘尚云咬了咬嘴唇说。

　　刘冲上了一所技校，如今在黄河河运上工作。刘尚云对儿子的状态很满意，家里新装修了房屋，还购置了面包车，显示这个家庭正在走出昨日的阴霾。

　　负债上学的群体

　　听到刘伟出事的消息，阿玉(化名)惊呆了。那时，她正在外省一所医科大学就读，她们曾是小学同学，同在一个村子，彼此了解。在阿玉的印象中，刘伟从小就是一个听话、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阿玉的母亲说，刘伟出事后，给阿玉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医科生更不好就业。那一段时间，她们感觉女儿与家里的联系频密了，很担心她的状况。好在阿玉挺了过来，过五关斩六将，考上了县里的公务员。

　　刘伟离去给刘河北村这个村庄带来了巨大的震动。那一段日子，不管刘尚云走到哪里，都会感觉到有人指指戳戳，听到各种议论。

　　一位村民说，当年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尚云花那么多钱供女儿上大学，还出事了，上学到底值不值？

　　议论归议论，在刘河北村人心里，跳出农门仍然是他们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在那一年，刘明瑞惟一的儿子考上了河北经贸大学，尽管家庭条件不好，学费需要外借，耳边又有诸多议论，他豪不犹豫地拍板，让儿子放心地去上学。之前，他的女儿们考上了大学，通知书摆在眼前，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4年下来，刘明瑞支付了约10万余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而这个家庭的全年纯收入仅1万余元。为了供儿子读书，刘明瑞欠下了3万元外债。好在儿子从小便独立，他假期都在外面打工。

　　父子俩极少联系，刘明瑞甚至要借助女儿的手机才能翻到儿子的电话。他从电视上看到了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各种报道，做父亲的隐隐有些担心，但又无能为力。一些家庭有孩子大学毕业，便家族总动员，帮忙找工作，这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找不到可以借助的外力。

　　儿子最近一次打来电话大约在一个月前，“我在一个方便面厂给人做营销，挣不了几个钱，养活自己够了，慢慢来吧。”刘明瑞相信儿子能自己闯出一番天地。

　　村里另两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父母颇有怨言，“欠这么多钱供他上学，孩子打电话说，工作不好找，一千多块的薪水，还没保险，不如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的人哩。”

　　地域不同，情况亦有所不同。在广州上大学的小威今年毕业，他坦言就业没有太大压力，压力在于父母让他回河北找工作，他最终选择留在广州。“在这里，只要去找，就业机会很多，回去了可能没这个条件。”对小威来说，农村孩子上大学，专业与非专业并不重要，文凭只是一块敲门砖，父母含辛茹苦地帮自己找到这块砖，就要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小威的母亲从前是一位乡村代课教师，她觉得，不管多难，也要把孩子们供出去，“钱啥时都能挣，正经学习就那么几年，上没上过学终究不一样。”“某某上了大学，找不到工作。”虽然常有闲言碎语，但在刘河北村，很少有家庭主动让孩子放弃学业。这个常住人口仅有千人的小村，近几年有数十人走进了大学。大多数有孩子上大学的家庭背负外债。

　　谁“偷走”了学习的劲头

　　就业的压力最终传导到底层。与家长们的鼎力支持不同，新一代孩子的观念正悄然发生变化。

　　撤点并校后，刘河北村的适龄儿童要到孙河北小学就学，校长孙西明察觉到了这种不同。

　　尽管家长们都愿意倾其所有供孩子念书，但部分孩子的学习观念与过去大不相同，悲观的“读书无用”、“读书亏本”在孩子们中很有市场，不信学习改变命运，一门心思学习的劲头从许多孩子身上消失。

　　孙西明认为，这种观念的变化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近几年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涨，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薪水不如农民工高的现象；二是许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年轻的家长们大多仅限于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三是高校扩招后，大量学生找不到工作，农村孩子不能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阶层通道变得狭窄。“孩子们只看到了表层现象，又得不到正确观念的引导，厌学、读不下去，这种情绪就会传染给其他孩子。”孙西明说。

　　这种情况到了初中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今大部分乡镇仅有一所公立初中，奔波、寄宿，都考验着孩子们的定力，许多乡村孩子到了这一阶段，学习更为困难，中途辍学现象时有发生。

　　但什么是真相，每个个体人生经历和教育水平不同，亦会有不同的答案。对有的家庭来说，孩子早点步入社会挣一份工钱是正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跳出农门的良好途径。

　　只不过，越来越多的残酷事例还在村庄口口相传，冲击着人们的旧有观念。其中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有一对堂兄弟，堂兄初中没毕业便去南方某厂打工，凭借着勤奋、踏实，被老板相中，成了生产厂长，堂弟十年寒窗苦读，成为大学生，毕业后工作无着，漂泊两年后，无奈投奔堂兄。

　　那些已经走进大学的学生，即便没有找到理想工作，鲜有人回到村庄，碍于面子或其它。

　　在家门口做小工，每天的工钱至少150元，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仅一千余元。有人担心这种亏本的教育投资会让村庄成为“输血机”。这些现象都让孩子们困惑，但他们找不到真相。

　　正午，忙完了农活的刘河北村村民正三三两两地蹲在门口闲聊，一位妇女骑车路过，众人投来羡慕的眼神。“她儿子上大学了，弟弟在北京工作，孩子工作不用发愁。”一位村民介绍说，多年前，那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顺利晋京，现在的孩子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现实，一走出校门，就要在人山人海的求职大军寻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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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弃考人数以每年近10万人的速度增加

　　今年的高考总人数继续下降，与去年相比，下降了3万。但在下降了的高考人数数字背后，是大量的高考弃考人数，专家预计，弃考人数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增加。在前几年规模稳定在八十几万人的数字之后，弃考人数在今年或将达到100万。100万人，为什么会选择放弃高考？在就业难的季节里，这或许会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

　　高考人数的变化，在2009年成为分水岭，当年全国有102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高考人数首次下降。有分析称，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背后是出生率下降导致学生人数减少，以及弃考人数的增加。

　　弃考现象为媒体关注较多也是在2009年，当时的湖北省就对外公布，当年有2.6万名学生弃考。同一年，重庆市也有上万名学生没有出现在考场中，当时重庆的高考报考人数是19万多人。全国范围内，当年有84万高中应届毕业生没有参加高考。2009年之后，高考人数连年下降，从2010年的957万人到2011年的933万人、2012年的915万人，今年则再减少了3万人。

　　高考人数下降，弃考人数在3年内保持在80万左右的规模，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测算，近年，弃考人数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今年全国弃考学生大约为100万人。对这一说法表示支持。他说，如果算上中途弃考和考完之后不填志愿的学生，人数可能还得增加几十万。

　　为什么弃考的学生大多是农村孩子？“农村孩子能读重点大学的仍是少数。很多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二本’‘三本’，就业却非常困难。”贵州省大方县六龙镇中学副校长李红认为，一些高中毕业生外出打工，在私营企业每个月也能挣到两三千元，这更促使许多学生放弃高考。他说：“大学生就业难与打工收入不错。两者一起作用，让高考作为农村孩子上升渠道的优势地位被弱化。当地不少学生提早到高二、高一甚至初中毕业就离开了校园。”此外，一些高校学费昂贵而就业效果不佳。这也导致了许多即使有心参加高考的农村学生宁可打工也不选择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