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组第三方教育机构麦可思公布的推算数据——我国大学生自主退学率近3%，每年退学人数近50万，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后经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纠误，我国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学生中，因各种原因退学人数占在校生数平均每学年为0.75%，即每学年约16万人。

 

相对于拥有2800万在校生、一年近八九百万新生的中国大学来说，16万的数字也许并不起眼，0.75%的比例也看似太少。有关数据显示，澳洲公立大学的退学率是15.60%，美国一些地区的高校学生中途退学率甚至高达50%。

 

然而，美国学生退学起因于69%的高录取率，英国学生退学是由学费高昂造成的，中国学生退学的原因又是什么？大学能对不太高的退学数字听之任之？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迫使人们反思当前的中国高等教育。

 

 

“我恨透了经济学专业，老师成天照本宣科，考试时一大堆概念，一点都不务实。”张益向母亲表露了退学的意愿，电话另一端传来母亲的咆哮声。张益喜欢美术，喜欢畅想，在上大学之前，他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设计师，然而最终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商科大学，最悲剧的是：该大学几乎没有艺术类课程。

 

对大学课程不感兴趣，产生退学心理的远不止张益一人。乔布斯的大学生涯总计一学期，退学后继续自学一些感兴趣的课程，他喜爱书法，并自言书法对“苹果”的开发，具有很重要的启迪作用。

 

就退学问题，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唐安国认为，中国的大学已进入深化改革阶段，怎样吸引更多人读书，是大学应该反思的问题。

 

“我国大学课程可选择的余地较小，选修课仅占全部课程的20%~25%，其起到的基本是‘装饰’作用。课程开设呈现‘刚性太强，柔性不足’的现状。”唐安国作了一个比喻，如同超市里买东西，琳琅满目才能吸引顾客，货品不足自然会被顾客抛弃。

 

比如，尽管复旦大学的学生数量比哈佛大学要多，但哈佛本科生一年开设8000多门课程，而复旦还不足4000门。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学一年开课门数普遍在400~800门之间，学科少的院校一年仅开设四五百门课程，而一年开设七八百门课程的大学，已是了不得。

 

开课量不足，唐安国指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本科生3200个学时中的大部分课程都是按规定开设，学校自主开设课程的主动权很小；另一方面，开课门数涉及成本问题，门数越多，成本越高，学校自然也不愿意轻易开课。

 

“当然，开课门数并非越多越好，关键要配备好教师。”唐安国说。

 

据他介绍，在国外，日常课程除了在职老师讲授外，还有约35%的课程需要请外聘老师教授。他们大多是研究岗位上有经验的人，如华尔街金融师等。他们的课量一般不大，有时仅为3~5课时，或是一两堂讲座，但是授课的人数众多。

 

“中国高校过度珍惜高校资源，不肯轻易让出授课资源。” 唐安国建议中国高校应适当扩大课程资源，不仅要重视在编老师，还要重视外聘老师，如此才能挽留那些游离于课程之外的大学生。

 

 

在同学眼中，成都理工大学的陈昭是一个寡言少语、沉溺网游的落后生，挂科7门，好友不到3人。据舍友小蓝透露，高中时父母过度管束造成陈昭性格压抑，如今他的父母离异，本人也从高考中解放出来，他就像“出笼小鸟”完全放纵于虚拟世界。一周前，陈昭递交了退学申请书，恰巧被小蓝撞见。“不出意料的话，他应该会离开，挂科太多，这样是无法毕业的。”

 

“无法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不完全是学生的错，需要有人帮助他们适应，但在国内很少有这样的人员、机构可以帮忙。”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像陈昭这样的被退学实际上可以避免。

 

腾讯—麦可思调查研究发现，初入大学的2011级新生在适应大学生活的过程中，主要靠的是自己和同学帮助，而赞同最大帮助来源于学生工作老师或辅导员、任课老师的比例是最少的。

 

调查进一步指出，仅有40%的新生对学校的入学教育表示满意，男性新生对入学教育的满意度低于女性。别敦荣认为，光是入学教育还不够，必须帮助他们做好大学生涯规划，包括兴趣、学业、就业等方面的引导，以及实现规划的可行办法。

 

据他介绍，针对挂科、逃课等不适应大学学习的学生，国外大学的普遍作法是配备相应的指导老师、辅导员，采取相应的辅导、补课措施，以此避免学生因课业问题被退学。

 

别敦荣告诉记者，交往是人的本性，学生因自卑引发的社交恐惧症，学校同样应该及时提供心理辅导、心理救助，帮助学生在走向社会前克服性格缺陷，并达到挽留学生的目的。

 

 

小林是一名广州某中职院校的退学生，曾因殴打同学，被学校记处分，由于心里不服，主动申请退学。新学期伊始，小林很后悔自己的鲁莽退学，为了重回母校，他效仿“站街男”的做法，跪在母校门口两小时，请求学校恢复学籍，但最终被校方拒绝。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 学生一旦退学，日后想要重返该大学继续修本专业未满之学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学生只有通过重新参加高考，或参加在职招考，才能重返大学校园。

 

“针对学生们退学后的回返意愿，大学的制度设计应该更加包容。”别敦荣指出，大学生退学的情况仍将在未来普遍存在，毕竟部分大学生在校年龄偏小，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诱惑，作错选择也是情有可原的，政府、学校应该在学籍管理、入学管理上更加体现人性化。

 

相对于小林，方礼更加理性。方礼就读于江苏一所医科大学，课余和朋友们合开了一家培训学校，去年3月原本打算退学的他，在师友的规劝下办理了休学手续，意识到“生意越做大，越需要掌握更多的能力”，今年9月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唐安国对这种做法表示肯定，他认为中国学生的退学代价不小，退学时会受到家长、老师的反对，将来复考也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上一段时间大学，再工作，然后重回学校完成学业”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对一个人的人生规划大有帮助，家长、学校应给予理解、支持。